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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不少科技领域的头面人物还守着理想主义的清高姿态,不愿理会那些不上档次的政府事务。早期互联网巨擘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向“工业世界的各国政府”发表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表示对他以及他的网民同胞来说,这些老旧的机构“没有统治我们的道德权利,你们也没有什么统治实施方法能让我们真正感到恐惧”。
但那都是在隐私丑闻、反垄断调查、国会听证会、中国关税、总统的推文以及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议员之前的事了。
如今,硅谷一些最大的公司正试图避开监管,避免被拆分,它们脚蹬着Allbirds牌鞋子,在一场巴结美国政府的竞赛中纷纷绊倒。这些公司的动机不一——有些为了争相获得利润丰厚的公共部门合同,有的则将中国描绘为一种出于国家利益必须击败的红色威胁,从而游说反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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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玩都是同一套:向国旗敬礼,守卫我们的家园。
承蒙支持特朗普的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出现了最新的爱国戏码。在本月的一篇《纽约时报》观点文章中,蒂尔批评谷歌(Google)在北京开设一家人工智能实验室,而同时取消一份争议性的五角大楼合同的做法,他指责这家公司试图“逃避对国家利益的责任”。
撇开蒂尔明显的利益冲突不谈(他是谷歌的竞争对手Facebook的董事会成员,也是科技公司Palantir的董事长,Palantir本身就拥有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由他来进行爱国主义说教显得很荒谬。他是“海上家园”(Seasteading)的首批主要支持者之一——该运动由一群自由意志主义者发起,他们想逃离美国,在国际水域建造一座漂浮城市——2011年,他还在新西兰置业,成了新西兰公民(“如果能让大家知道我是新西兰公民,是这个国家的热情支持者,我会感到非常自豪,”蒂尔在他的公民申请中写道。)
蒂尔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用连帽衫换国旗胸针的科技业巨子。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一直在警告说,如果他的社交网络——这个骄傲的、美国的社交网络——被拆分或受到严厉监管,中国接管全球科技行业将只是时间问题。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扎克伯格说,如果Facebook被美国监管机构拆分,“坦白地说,另一个选择将是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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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的助手之一、Facebook数字货币项目Libra负责人戴维·马库斯(David Marcus)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相信,如果美国不能引领数字货币和支付领域的创新,那么其他国家就会,”马库斯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被其他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人所控制的数字货币。”
由会说中文的扎克伯格带头对中国发起指控是很奇怪的。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拼命讨好中国政府,希望能让Facebook的应用获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赚钱的市场之一运营——它在那里遭到了禁止。据报道,扎克伯格甚至提出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他的第二个孩子起名。(习近平拒绝了。)
谷歌也在守护国旗。3月,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前往白宫拜访特朗普总统,讨论政府合同,并且向总统保证,谷歌不会歧视保守派。本月,在一连串攻击皮查伊和谷歌的推文中,特朗普记起了那次会面。他将会面描述为“皮查伊非常努力地解释他有多喜欢我,现届政府干得有多好,谷歌和中国军方没有瓜葛,他们没有在2016年的大选中帮骗子希拉里反对我。”
像扎克伯格一样,在与中国保持距离前,皮查伊也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支持者,去年,皮查伊让一大群谷歌工程师创建了一个名为“蜻蜓”的原型搜索引擎,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国的审查体制。由于来自内部员工的强烈异议,这一项目被放弃了。但据报道这个搜索引擎将会屏蔽例如维基百科(Wikipedia)及其他在中国当局看来存在不同政见的内容。
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这两大巨头如此之热爱美国,以至于他们极尽能事,就为了避免向财政部交税。它们也将自己宣传成“国家骄傲”。在特朗普批评了苹果将在中国组装Mac Pro的计划后,这家公司重申其将该款计算机大部分组装留在美国的愿望。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曾因其他公司不够爱国而敲打它们,他说,“如果大型科技企业拒绝帮助美国国防部,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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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的代表均拒绝置评。
对于那些被指行为不端的公司来说,可疑的爱国精神算不上是新策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IBM和微软(Microsoft)这些美国科技巨头辩护的人提出,为了避开来自日本对手的竞争,这些公司的垄断性做法是必要的。“二战”期间,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拖延了一场联邦反垄断惩罚,部分是通过同意在战争期间帮助军方而实现的。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AI Now中心联合创始人、前谷歌员工梅雷迪斯·韦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认为,科技业渲染的中国恐怖论是一种策略,意在转移批评。
“这种叙事用起来顺手,”韦特克说。“能撩拨民族主义,还能激起过去曾经奏效过的红色恐惧比喻。它还暗示,监管、问责、伦理反思这些都将对‘获胜’不利”。
爱国姿态可能是种见利忘义的策略,但却可能很明智。与大多数受到攻击的行业相比,今天的大型科技公司有更多的谈判资本。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这些企业的迅猛增长增强了美国市场,让硅谷成为了全球创新中心。即便是这些科技巨头的动机存疑,像5G联通性及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对于国家竞争地位来说的重要性,议员们都看在眼里。
代表硅谷部分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卢·康纳(Ro Khanna)已经呼吁对科技公司进行更多监管。但在本月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他担心美国会失去相对中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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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出现数字柏林墙的风险,”康纳说。“问题在于,自由、隐私及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是否会被嵌入技术平台?在中国的平台上,许多自由民主国家所奉行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
相信美国价值观优于上海、深圳的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相信美国科技企业的行动应当考虑到国家利益也没错。但议员们应该适当提防硅谷的魅力攻势,并且,他们应当避免将对Facebook、谷歌及其他科技企业有利的方面,与对国家有利的方面混为一谈。科技高管可能号称“我是个爱国扬基傻小子”,但实际上却只想让你别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