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有權勢的人有個問題。他們不能承認自己有權勢。
以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為例。在最近一次電話記者會上,處境艱難的科莫堅稱,他「不是政治俱樂部的成員」。這個宣稱讓人大惑不解,因為庫莫已在紐約州州長的位置上擔任了三個任期,他的父親也在這個位置上擔任過三個任期。庫莫還擔任過紐約州總檢察長和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
還有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她在任命公布後宣稱,「我從不畏避向權力講真話。」這個描述自己迅速成功事業的方式頗為奇特。在被任命為一個有600多億美元預算的內閣級部門負責人之前,她的人生軌跡包括上過門檻很高的大學,擔任過赫赫有名的司法助理,還在外交政策和情報部門擔任過重要職位。
這種虛假宣傳並不僅僅限於民主黨人。例如,密蘇里州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就一直給自己披上反對高高在上的「政治階級」的民粹主義鬥士外衣。他從不強調他父親的銀行家職業、自己曾就讀史丹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或曾為包括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內的赫赫有名的法官擔任助理的工作。霍利的立場有什麼可取之處有待商榷。但他屬於他所抨擊的精英階層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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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政客。工商界人物也喜歡把自己標榜為停滯行業的「破壞者」。但這個概念的起源一點也不反權威。一名哈佛教授讓這個概念時髦起來,加上諮詢顧問們(這些人已經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行業)的推銷,「破壞者」一詞已被世界上一些最富有和擁有高級學位的人欣然接受。
這種例子還能找到很多,但上面提到的已足以表明,內部人假裝局外人的問題在所有黨派、性別和領域都存在。問題是為什麼。
部分原因是戰略性的。之所以愛擺出一副局外人的樣子,是因為這讓有權勢的人可以與自己的決定帶來的後果拉開距離。當事情一帆風順時,他們很樂意把功勞歸於自己。當事情變糟時,可以輕而易舉地責備一個無能且礙事兒的權勢集團阻撓他們的良好意圖或有遠見的計劃。
另一個原因是代際因素。海倫·安德魯斯(Helen Andrews)提出理由說,嬰兒潮一代從未對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主導地位感到自在。「反叛者成了當權者,」她寫道,「只是他們在行使權力時想繼續把自己刻意打扮成革命者。」在《大寒》(The Big Chill)這樣一些電影中,嬰兒潮一代的反文化青年時期與他們成年後承擔的責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難忘的刻畫。
這兩個因素都有助於解釋阿爾·高爾(Al Gore)。在2000年與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競選總統時,他稱自己代表「人民對抗強權」。與一名耶魯大學畢業生、前總統的兒子和參議員的孫子相比,或許身為哈佛大學畢業生、現任副總統、參議員兒子的高爾也算是個普通人。但是,被嬰兒潮一代恨之入骨的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也曾像任何一個嬉皮士那樣強烈地抨擊現狀。拒絕承擔責任不僅是嬰兒潮一代的怪異性格。這個問題存在於美國文化的深處。
想想1939年由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執導的著名電影《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吧。影片情節描述的是一個老實人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揭露政府官員和市政部門腐敗的故事。傑夫·史密斯(Jeff Smith)堅信,真正的力量存在於其他地方,而不是法律權威,這讓他在電影中俱樂部般的參議院眼裡是賤民。但在如今的有線電視新聞中,他肯定會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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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很成功,因為它把更古老的神話戲劇化了。史密斯被比作誠實的亞伯,一個通過宣布人人平等這個不證自明的真理,推翻了蓄奴權力的出身低微的披荊斬棘者。然而,實際情況是,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一名從事鐵路業務的律師,他積极參与黨派活動,在從幕後促成事情和官僚監督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他是一名成功的總統,因為他是政治俱樂部的一員——或者至少知道如何加入這個俱樂部。
從某些方面來看,美國人理想主義反叛者的身份認同是一種優勢。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職業政治家和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持懷疑態度。即使局外人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他們還是能把注意力引到未被意識到的問題上去。
但當這種懷疑主義使一種非常規的影響和好的意圖與治理的實際要求對立時,就變得危險了。政治的決定性任務不是向當權者講真話,而是使用權力來實現共同的目標。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其1919年的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中指出,對道德原則的承諾,必須與旨在通過談判、妥協和制度技能產生結果的「責任倫理」相結合。我們對局外人的崇拜讓這種結合變得不可能。
根深蒂固的文化傾向很難改變。但有些策略也許能幫助我們調和破壞的表演與責任的要求。
首先,我們不應該繼續把消費者的偏好與權勢混淆起來。流行文化靠筆直的亞麻服裝和聽似英國口音等過時的陳腐套路來表示特權。這種過時的做法鼓勵公眾人物用藝術的虛偽表現來彰顯自己的局外人地位。在左派中,這通常意味著那種海恩斯特意擺出的略微波希米亞的風格,她經營過一家主持閱讀色情文學活動的書店。在右派中,這往往涉及誇張的男子氣概和借用工人階級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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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切都與權勢無關。我們應該根據公眾人物的論點論據和他們產生的結果來判斷他們,而不是看他們是否吃魚子醬、羽衣甘藍或capocollo(一種傳統的義大利和科西嘉的乾燥醃製豬肉——譯註)。
再就是,我們需要向那些體現了韋伯「責任倫理」的歷史人物學習。對所謂偉人歷史理論的挑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那些做出決定的人身上,轉移到那些經歷了這些決定後果的人身上。問題是,僅僅「自下而上」地閱讀歷史,剝奪了我們在願景和責任、意圖和結果等兩難困境中尋找方向的榜樣。我們崇敬和研究重要的歷史人物,因為他們是做出了極為艱難決定的有缺陷的人。取消他們的故事和紀念碑會讓我們無法了解他們為什麼成功和失敗。
最後,我們需要接受這個事實:美國有一個事實上的統治階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個階級一直向那些擁有英才資格的人開放。但這不應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它仍受出生偶然性的嚴重影響。雖然他們的祖先沒有進《社會名人錄》(Social Register),但科莫、海恩斯和霍利出生的家庭都擁有推動他們事業發展的優勢。承認一些人地位高的事實,也許有助於鼓勵他們責任重的理念。
但僅靠規勸所能達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最終,變化必須來自有權勢者本身。哪怕只有一次,我很想聽到某位市長、州長或總統說:「是的,我是負責人——我一輩子都在努力獲得這個位置。我希望你們根據我如何使用這個職位來評價我,而不是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