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洛杉磯騷亂髮生後,一群熱心的社區組織者、活動人士和學者組織起來,試圖化解媒體所謂的「黑韓衝突」。他們的工作包括,在韓國城舉行要求和平的遊行,並發表了一些研究報告,打算講述一個關於相互誤解和媒體歪曲的故事。
社會學家約翰·李(John Lie)和人類學家南希·阿貝爾曼(Nancy Abelmann)在《藍夢》(Blue Dreams)一書中寫道,儘管兩個社群之間的裂痕由來已久,「情況並不簡單;反應也不是只有一種」。例如,他們指出,「有些韓裔美國商人通過舉辦社區野餐、贊助運動隊和提供獎學金,努力改善社區生活。」通過剔除一系列的例外,兩位作者試圖表明(還有其他的研究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工作),在媒體的種種炒作之下,真實的人仍然在共享著真實的社區。
對於希望緩解緊張局勢,並為相互理解提供路徑的願望,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許多要求團結的呼聲,尤其是以那個時代深奧微妙、過於謹慎的學術語言發出的呼籲,事後讀起來就像在充滿絕望地極力掩蓋巨大的鴻溝。
廣為目睹的現實要直截了當得多。它體現在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 Harlins)身上,那是在羅德尼·金(Rodney King)一案的前一年,這名15歲的少女因為一瓶橙汁與人發生口角,被韓國店主用槍在背後爆頭;在判決出來後,2000多家韓國人的店鋪在騷亂中遭到洗劫或者焚毀;韓國人持槍守在韓國城商鋪的屋頂,只要有打劫的靠近就開槍。那些認為全國新聞媒體憑空編造了一場種族戰爭的人,只要去聽一聽「冰塊」(Ice Cube)1991年的歌曲《黑韓國》(Black Korea),歌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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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在你的市場裡死死盯著我/不然你的小雜碎屁股就會被/全國抵制/人民需要果汁/否則沒好果子/尊重黑拳頭/不然把你的店燒成灰/到時咱們算賬/因為你不能把貧民窟變成黑韓國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隨著亞裔美國人,尤其是亞裔美國老人遇襲的報導流傳開來,新一代的學者、作者和名人不僅試圖弄清楚該做什麼,還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如何展開討論。
公共對話側重於仇外情緒的加劇,以及這對於以職場人士為主的亞裔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這些對話在很多方面反映了1992年騷亂後的學術研究的影響。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可以理解的願望,即希望將對話專向更安全、更熟悉的結論上。這些對話還反映出經歷過暴力的各方人士——通常是工薪階層——與評論人士之間的脫節。
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故事的細節並不清楚。目前尚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原因更是不明。這一次,從韓國生意人階層在黑人社區立足的歷史,到一個女孩死在一家便利店的地上,兩者之間的界限是不容易劃分的;沒有建築物被焚燒以示報復。
相反,有影片顯示,亞洲人在全美各地的城市遭到攻擊。群情激憤通常需要持續的推動:一個影片往往是不夠的,因為它可以被簡單地視為一個孤立事件,但兩個相隔數天出現的影片都記錄下可怕的暴行,就可以產生一個敘事了。
其中兩個流傳最廣的影片裡,都涉及舊金山灣區的老人被黑人襲擊者推倒在地。其中一名受害者、84歲的泰國男子威差·拉達那巴迪(Vicha Ratanapakdee),因傷勢過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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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把這些影片置於一個有意義的背景下,這留給我們一些讓人難以滿意的解釋。甚至影片本身都不可靠——在威差被推倒後不久發布的,據說是第二位亞洲老人遇襲的畫面,引發了新一輪的憤怒,包括演員金大賢和吳彥祖在內,懸賞2.5萬美元,徵集可以抓住襲擊者的信息。結果後來發現,受害者是一個名叫吉爾伯特·迪亞茲(Gilbert Diaz)的91歲拉丁裔男子,當時他正走在奧克蘭的唐人街。
據稱,全美範圍內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激增,但它們採信的是疫情開始後突然出現的Stop AAPI Hate等組織的自我報告數據。這些資源很有價值,但他們也使用執法部門的官方仇恨犯罪統計數據作為比較點,但這些官方數據質量不穩定,是出了名的不靠譜。如果我們不能確定以前發生過多少仇恨犯罪,真的能說仇恨犯罪數量出現了激增嗎?
有報導稱,這些襲擊事件與全國犯罪率上升的背景有關,尤其是在大城市。最初看來,針對亞洲人的犯罪浪潮,可能只是一個並無太多種族色彩的故事中的幾個數據點而已。
還有人譴責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認為他多次使用「中國病毒」的說法來描述新冠病毒,以及操弄白人至上主義,可能是罪魁禍首。但這又如何解釋襲擊者為黑人呢?難道他們也是川普的白人至上主義的追隨者嗎?我們真的相信黑人有一些殘忍對待亞裔美國人的協調計劃嗎?
還有一些作者認為,亞裔美國人不在這個國家關於種族的公認討論的範圍內,因為沒有可用的語言來討論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壞事。
最後一點不全對。有很多詞可以描述白人的歧視: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微侵犯(microaggressions)、竹天花板(the bamboo ceiling),東方主義(Orientalism)。現在不存在的,或者說在1992年還不存在的,是一種當影片記錄下攻擊者恰好是黑人時用於討論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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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就得面對這些影片了,它們超越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存在於調解和干預之外空間裡。它們被一群談不上屬於同一族類的人觀看了數萬甚至數百萬次。比如,泰國移民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舊金山遭到襲擊的照片,而奧克蘭的華裔美國人對唐人街的襲擊感到震驚,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的歷史。
亞裔美國人的身份是分裂的,經常是不連貫的,因為它假定說不同語言的人之間存在血緣關係,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人其實不喜歡彼此。這些群體之間的團結是罕見的——例如,1992年洛杉磯騷亂期間韓國商鋪被燒毀,並沒有引起華裔或日裔美國人的大規模反應。但是,由於最近的襲擊似乎針對的是所有看起來像亞裔人的人,它們跨越了語言、原籍國,或許最重要的是,把一個亞洲群體與另一個亞洲群體區分開來的階級界線。
無論是好是壞,這些時刻都會產生一種集體身份。一片嘩然中,一種新的亞裔美國人身份開始蹣跚地站出來,不確定將會走向何方。在私下談話、外文媒體以及面向亞裔僑民的微信和KakaoTalk等通訊應用程序中,一個核心問題正在被提出:我們的人民在街頭遭到襲擊和殺害,為什麼沒有人關心?為什麼沒有抗議聲?我們的命不是命嗎?
Na Kim
這並不是說所有亞裔美國人都認為這些襲擊是出於種族動機,也不是說有所謂沉默多數現在認為,黑人正在對他們發動種族戰爭。但對於「為什麼沒人關心?」這個問題的回答,卻挖掘出一系列隱藏在表面之下的矛盾,在禮貌的客套話中不會被提及:我們不是白人,但我們算是「有色人種」嗎?(圍繞學校公平的最新文獻並不這麼認為,在討論多樣性時,越來越多的文獻將亞裔排除在外。)當人們說「黑人和棕人」時,他們也指黃色人種嗎?(可能不是。)
這些問題並不新鮮,但襲擊事件將它們置於一種令人不安、有時甚至令人瘋狂的背景之下,並加劇了它們的緊迫性。例如,舊金山灣區兩起襲擊事件的影片發布之際,全國範圍內,人們正在審視優秀亞裔學生在公立學校所處的位置。
舊金山教育委員會(San Francisco Board of Education)最近投票決定,終止該市首屈一指的公立高中洛厄爾中學(Lowell)的擇優錄取制度。這一改變表面上的原因是為了解決學校系統內部的公平問題,並使洛厄爾更能代表整個城市。和過去幾年受到抨擊的大多數實施擇優錄取制度的公立學校一樣,洛厄爾以亞裔學生為主,很多學生來自華裔工薪階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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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舊金山的一些亞裔美國家庭來說,這種變化意味著歧視,並且不是來自右翼政客或白人至上主義者,而是來自本應站在他們一邊的自由派。這種變化與最近的幾起襲擊事件並列,從微觀上暴露了關於種族問題的進步主義政治核心中那種深刻、令人不安的緊張關係:我們為什麼要放棄上精英學校的名額,讓那些會在街上攻擊我們的人獲益?更廣泛地說:如果我們是公平和種族進步的天敵,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支持它?追求一個更公平的美國是一場零和遊戲嗎?
這種緊張關係的相對真實性是可以被挖掘、辯論和檢驗的。通常的那些解釋援引這個國家的歷史、模範少數族裔神話,以及團結一致反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必要性,它們都是有說服力的。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也是必要的,但它們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當亞裔受到攻擊時,似乎沒有人關心。
2018年秋天,我和華裔移民、商人趙宇空(音)在一起待了幾天。他曾參與過幾次亞裔美國人的活動,包括抗議吉米·基梅爾(Jimmy Kimmel)的脫口秀,以及支持亞裔針對名牌大學的反歧視倡議。
當時,趙宇空似乎是正在崛起的亞裔美國人保守運動中的一員,該運動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它顛覆了關於亞裔在美國種族等級中所處位置的精心構建、細緻入微的敘事。趙宇空曾投票支持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並在2020年以共和黨身份參加國會競選,但以失敗告終。他把自己塑造成唯才是舉和自力更生的宣傳者。他認為亞裔美國人應該像佛羅里達州的右翼古巴裔美國人那樣,在政治上更加活躍。
他和其他活動人士沒有像進步派二代亞裔美國人那樣屈服,或者無休止地追求在具體情境中就事論事,他們只是發問:我們呢?那我們呢?為什麼我們受到歧視就不算數?我們在趙宇空位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家中度過的最後一段時間裡,他告訴我,他希望亞裔美國人能夠團結起來為自己而戰,並說服美國人像保護黑人社區一樣保護他們。
趙宇空的幾乎所有實質性的觀點我都難以苟同。我不認為美國保護了黑人的生命,我支持平權法案,我反對一切形式的自私自利的種族沙文主義。但我認識到,在亞裔美國人處於危機的時刻,這種民族主義和自我保護的信息,以及其中隱含的所有對法律、秩序與監禁的呼籲,將會被成千上萬仍在試圖弄清「亞裔美國人」涵義的人聽到。在我們兩人之中,誰聽起來像是講真話的人,誰又聽起來像是個脫離現實的自由主義者,泛泛而談團結的必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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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就在疫情席捲舊金山的幾週前,一段影片在社群媒體上流傳開來。影片中一名68歲的華裔男子在灣景社區與幾名黑人發生衝突。這個以收集易開罐為生的人受到騷擾和羞辱。他用來運貨的推車被人搶走了。一個黑人拿走他的抓鉗,沖他揮來揮去。
在影片裡,你能聽到畫外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她要求拍攝者幫那位老人一把。他的回答是:「去他媽的,我才不會幫這個……(此處省去髒話)。我討厭亞洲人。」當那個華人陷入絕望,開始哭泣時,拍攝的男子把鏡頭推到他的臉上,嘲笑他。
該地區的亞裔美國人要求舊金山地區檢察官、進步派的博徹思(Chesa Boudin)主持正義。他屬於偏好修複式正義而不是刑罰的新一代檢察官。博徹思以受害者的意願為由,撤銷了對拍攝襲擊過程的那名20歲男子的指控。這個決定促使人們提出了像趙宇空這樣的亞裔美國保守派人士的老生常談:如果襲擊者是亞裔,受害者是非裔,會怎麼樣?仇恨犯罪難道只是單向成立的?
這些並非什麼複雜的問題,但一再有人拿出來問。我擔心的是,這些襲擊還會加速一種已經出現的趨勢。在2020年,約有三分之一的亞裔美國人選民支持唐納德·川普,這個數字與2016年相比增加了7個百分點。隨著亞裔美國人再次問自己在這個國家處於什麼位置,像趙宇空這樣的法律和秩序的擁護者將提供簡單又令人信服的答案。
他們不會關心勇敢的亞裔、非裔和拉丁裔組織者幾十年來為了團結舊金山灣區以及全國範圍內的勞動階層所付出的努力,也不會關心受到攻擊的一方似乎主要來自貧困工薪階層,這些人肯定會首當其衝地承受種族衝突升級造成的衝擊。
選舉政治不是萬能的,也不應該成為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我們如何與他人交往的基礎。但在過去的幾個月,也顯示出了關於種族問題的老套進步派語言的局限性,它在實踐中假設二元對立出現在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
現在我們有機會重塑這種語言,解決數百萬移民的生活中所固有的矛盾,創造一種承認亞裔和非裔之間存在巨大分歧的現實,但不會陷入一場零和博弈,導致人人都是輸家。
我們必須在圍繞這些攻擊事件的敘事僵化為更邪惡的東西之前,將這些問題和矛盾解決。在全美各地的亞裔社區,已經建起了巡邏隊。我們當中類似博徹思那樣相信懲治犯罪不靠監禁手段的人,切不可掩蓋這些擔憂——即在一大堆關於白人至上和唐納德·川普的陳詞濫調基礎上,以一種簡單化的方式去討論和應對種族問題。
越來越清楚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恐懼氣氛和未說出口的話有可能導致法外製裁或者對某個黑人被告的誣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出現激進回應是可能的,對此不應該忽視(1992年洛杉磯騷亂期間,韓裔店主持槍在屋頂巡邏的形象,會給這種回應帶去啟發)。如果任其惡化,這種反動的憤怒只會加劇成為反動的民族主義,它將威脅到重要的社區和組織工作,並使一個種族與另一個種族對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