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個年輕藝術家能像曹斐這樣,對未來有如此清晰的看法。在2016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PS1的那場備受讚譽的生涯中期回顧展上,她對中國如火如荼的經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混亂和環境惡化進行的夢境般構想,是其中最令人迷醉和不安的部分。
40歲的曹斐用她新的錄像作品《亞洲一號》(Asia One)重溫了這些主題,這部美麗而令人悲傷的作品混合了經濟預測和悲劇愛情故事,正在古根漢博物館作為群展「單手鼓掌」(One Hand Clapping)的一部分展出。
《亞洲一號》將觀眾帶到上海附近的一個高科技倉庫,那裡只有兩名工作人員——一個微笑的瓷白色機械人在附近監測他們的一舉一動——工人負責監督成千上萬包裹的自動分發。人類工人幾乎不存在,可能會讓這感覺像是幻想,但並非如此。影片主要是在京東最新的倉庫拍攝的,這家價值480億美元的公司經常(不準確地)被稱為中國的亞馬遜,那裡幾乎所有事務都由機械人處理。
曹斐對經濟、勞動和發展等主題的著迷在藝術家中是罕見的,我希望與一個近距離研究過中國工業的人討論《亞洲一號》的可信性。因此,我邀請了《紐約時報》的一位同事張大衛(David Barboza)和我一起來到古根漢,他在2008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我們討論了古根漢的這件作品對我們已經在步入的未來的看法。以下是此次談話的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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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森·法拉戈(JASON FARAGO)《亞洲一號》以不久之後的中國為背景——但就像許多偉大的幻想小說一樣,它實際上是關於現在的。從經濟角度來看,你如何看待《亞洲一號》:更像科幻小說還是更像現實生活?
張大衛 我去過很多中國工廠;事實上,這是我在中國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作為一個美國人,你自然有興趣看到製作耐吉運動鞋或電子煙這些東西的所有隱藏步驟。
曹斐探討了中國對面部識別技術和大規模監控的使用。影片中的女工手腕上紋了一個條形碼,她如同是一個產品。
曹斐探討了中國對面部識別技術和大規模監控的使用。影片中的女工手腕上紋了一個條形碼,她如同是一個產品。 Cao Fei
我去過京東的一個物流中心,很像《亞洲一號》中拍攝的那個。當然不止兩名員工。但是你可以看到,當盒子從傳送帶上傳下去時,越來越少人工的趨勢正在開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未來主義」配送中心的外觀和感覺並不讓我意外。
也許曹斐想在那裡拍攝的原因是,缺乏喧囂噪音讓那裡非常不和諧。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我自己參觀製造或分銷場所的經歷,就會讓你對你所遇到的人類的數量感到敬畏。一切都是最大的,有最多的人。然而,中國現在正在經歷一場大的人口結構變化,年輕人的數量正在穩步下降。在這個國家的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外來人口勞動力短缺的情況。
法拉戈 因此有了向自動化的轉變。在《亞洲一號》的空工廠裡有一面橫幅,上面寫著「人和機器攜手並進,創造奇蹟!」這是一個真的京東口號。
張大衛 但如果機械人做得太多,那麼所有的人會去哪裡工作呢?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如此之快,超過了美國或歐洲,但其後果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混亂。
曾任《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的張大衛(左)與藝術評論家傑森·法拉戈觀看了曹斐的《亞洲一號》,這是古根漢博物館「單手鼓掌」展覽的一部分。
曾任《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的張大衛(左)與藝術評論家傑森·法拉戈觀看了曹斐的《亞洲一號》,這是古根漢博物館「單手鼓掌」展覽的一部分。 Marian Carrasquero/The New York Times
法拉戈 曹斐來自工業化的珠江三角洲的大城市廣州,她的藝術生涯與中國站上全球舞台的過程並行不悖。在此之前,她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她在一家燈泡廠拍攝的《誰的烏托邦》(2006)。它通過美麗的方式,給製造世界上的廉價消費品的農民工形象賦予了人性;他們組成了一個樂隊,談論他們的夢想。
在《亞洲一號》中,中國不再是後台,而是主要的舞台。工廠閃閃發光——紙板盒在螢幕上飛舞,就像在巴士比·柏克萊(Busby Berkeley)的音樂劇裡一樣——但那裡沒有人。這兩名工人似乎是中產階級,他們正在管理這一極其複雜的物流業務。然而,他們也可能是地球上的最後一批人,並且他們受到持續的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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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衛 十年前,中國的製造業幾乎都與出口有關。這項工作在中國企業向國內消費階層的轉變過程中更具代表性。
中國也在全力推進面部識別技術、移動支付和大規模監控。到處都有攝像頭,到處都是監控系統。在我訪問的許多工廠中,公司已安裝了指紋識別功能,以便更好地跟蹤和驗證進入工廠的人員。曹斐利用了這一點——那名女工手腕上有條形碼刺青,好像她是產品而不是僱員。
法拉戈 這是一個一切都在不斷被掃描和評分的未來:既包括貨物,也包括工人。微笑的機械人掃描男主角,給了他一個很低的「信任分數」。
張大衛 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已經發生了這種情況。室外監控攝像機可以記錄一個人的臉部圖像,並知道此人是否有未付的停車罰單、信用記錄不良或在網上有過激進的言論。這種事首先發生在工廠,因為工廠是最受控制的空間,到處都是攝像頭,每時每刻都在記錄。
藝術家曹斐將一輛三輪送貨卡車——京東高科技倉庫的低技術補充品——從北京帶到了古根漢。
藝術家曹斐將一輛三輪送貨卡車——京東高科技倉庫的低技術補充品——從北京帶到了古根漢。 Marian Carrasquero/The New York Times
法拉戈 然而影片的主角們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亞洲一號》是在感傷之中拍攝的;它既是一部工業劇,又是挫敗的愛情片。這個女人非常渴望感情,以至於有一次擁抱了機械人。但她和那個男人無法產生聯繫;他必須用他的數碼頭具掃描她的臉上的情緒。在數據時代是沒有愛的。
張大衛 大約十年前,一個農民工可能在一家工廠工作三年,然後回老家結婚或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定居。一份工廠的工作讓他們可以存夠錢;隨著中國的經濟與消費一起增長,這在最近幾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因此,我認為這部影片中的演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代表了我在中國工廠地區所看到的:這成了一種更永久的狀態,雖然工作可能讓人麻木,但人們對它卻更加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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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戈 在古根漢,曹斐是在一個裝置作品中播放《亞洲一號》的,裝置中有許多很低科技的設備,比如裝載包裹的機動三輪車。裡面還有一部影片,是她製作的一部紀錄片,展示快遞員把京東的貨品送往北京各處的情景。這是現代工廠的另一面:農民工從自動化站點向顧客遞送衣服、嬰兒奶粉或電子消費產品。
張大衛 這部紀錄片顯示出,這個物流鏈的最後一步仍然比你預料的更依賴人類。幾年前,當京東開始運營時,它的快遞員用摩托車甚至單車運送貨物,你的包裹就捆在車後面!
大概90%的送貨員是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外來打工者,在曹斐的作品裡,你可以看到送貨員將奇怪形狀的包裹推進一輛貨車,在北京的小巷裡飛馳。她帶你走進其中一些人的家,一間一室公寓裡可能住了幾代人。
當你把這兩部影片放在一起時,你看到的是一幅中國經濟的肖像,有很多自動化,但是仍然有很多繁重的工作和費力的任務。她向你展示了2018年人類工人面臨的挑戰,以及即將到來的隔絕、孤獨,也許還有失業——或者工作消失帶來的挑戰。以及技術的控制。
曹斐的第二部影片記錄了在北京運送包裹的挑戰,它在京東快遞公司的制服架旁邊放映。
曹斐的第二部影片記錄了在北京運送包裹的挑戰,它在京東快遞公司的制服架旁邊放映。 Marian Carrasquero/The New York Times
法拉戈 在《亞洲一號》的開頭,當一個機械人載具在空蕩的工廠地板上滑行時,曹斐播放了毛澤東時代的愛國歌曲片段:一首關於物流基礎設施的早期頌歌,一名女高音歌唱著碼頭、起重機和大躍進。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舞蹈片段,表演者在工廠的地板上滑下滑梯,有一種毛派選美比賽的感覺。
在美國,我們認為貨運和機械人是經濟問題,但當然,它們在中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亞洲一號》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曹斐用某種方法說服了一家中國最具價值的、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讓她得以在旗艦倉庫裡拍攝這幅中國未來——我們的未來——的悲劇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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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衛 無論是中國的私營公司還是國有企業,每個人都知道你需要和政府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即使你不相信他們,你也必須看起來在推動他們想要推動的利益。
在《亞洲一號》裡,曹斐用這種浪漫的、英雄主義的、文化大革命風格的修辭來描繪這家空曠的工廠。你的確在為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工作,但是你必須將這一點與國家的優先事項和雄心結合起來。一切都是為了國家的目標。
法拉戈 京東首席執行官劉強東最近表示,中國「可以在我們這一代實現共產主義的夢想」,我們通常不會從億萬富翁口中聽到這樣的話。但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機械人將使我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古老夢想,並沒有說服曹斐:它們似乎反而征服了這兩位主角,並阻礙了他們去感受和愛的能力。
張大衛 對我來說,曹斐試圖描繪的是,即使在自動化倉庫這樣非人化的環境中,你也需要來自高層的啟發或命令。誰知道呢,也許這個想法是,這兩名工人讓自己能夠應付這種需求,幻想他們是某種更宏大的東西的一部分。就像,這是一支美麗的舞蹈。我們正在為黨做一些事。我們在為國家做一些事。因為未來將會非常具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