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對於在一處建築工地工作的清潔工陳順琪(音)來說,從新冠病毒中康復是比較容易的部分。
陳順琪急於重返工作崗位,上個月,她因為養病有一個多禮拜沒上班。由於疫情的緣故,她失去了以前在酒店當清潔工和服務生的工作,結果連房租都交不出。她向親戚借錢,彌補約650港元日薪的不足。
但隨後她收到了來自政府衛生系統的短訊,該系統正在奮力追趕積壓了數天的檢測工作量。由於收到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系統命令她在家裡再待兩週。而此前,她已經居家12天。
「我壓力好大,」陳順琪說,她是一個15歲孩子的單身母親。「政府真的好無能,搞得我們市民不知道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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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陷入第五波、也是最嚴重的一波新冠病毒疫情,首當其衝的是最弱勢的群體:移民、少數族裔和工人階級。雖然這座城市長期以來一直是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但這種不平等的代價很少像現在這樣嚴重。
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波疫情的規模之大,它在兩個月內已導致超過25萬人感染,800人死亡——是前四波疫情總和的數倍。由於太平間不夠用,屍體堆積在醫院的走廊裡。老年患者睡在戶外的病床上
週一,在明愛醫院臨時分診區外等候的患者,這是香港第五波也是最嚴重的一波新冠病毒疫情。
週一,在明愛醫院臨時分診區外等候的患者,這是香港第五波也是最嚴重的一波新冠病毒疫情。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有人說,政府政策也加劇了這種痛苦。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香港官員堅持執行世界上最嚴格的一些社交距離規定,使許多服務業陷入癱瘓。但他們卻未能控制住病毒。
結果,由於政府的隔離設施已滿,狹窄公寓裡的貧困居民將病毒傳播給了家人。那些康復的人無法重返工作崗位,因為檢測結果積壓滯後意味著他們無法證明自己是「陰性的」。
外籍家佣生病後被解僱,不得不露宿街頭,這些家佣以東南亞女性為主,從事看護和清潔工作。(香港法律要求家佣住在僱主家中。)蔬菜價格飆升,但政府提供的現金救濟有限。
有時,官員們大力反對人們提供幫助給有需要的人。一名高級官員威脅要起訴那些為違反社交距離規定而被罰款的外籍勞工籌集資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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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倫理學教授鍾一諾說,遏制措施對低收入居民造成的傷害可能不亞於病毒本身。
「我認為保護人們免受Covid-19傷害在政策制定中不是唯一確定的目標,」他說。「因為這些政策也會損害其他人的福祉,尤其是會破壞他們的收入和生計。」
週日,建築工人在進入青衣建築工地前進行自我檢測。
週日,建築工人在進入青衣建築工地前進行自我檢測。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甚至在疫情之前,香港的不平等現象就令人震驚。它的億萬富翁數量僅次於紐約,然而超過20萬名居民住在人均面積4.5平方米的劏房中。
在疫情期間,那些通常破敗不堪的居住區更加危險。管道往往經過改裝,以適應共享一間公寓的多個家庭,而錯誤的安裝可能導致病毒在樓層之間傳播。通風不足也助長了病毒傳播。
保持社交距離是不可能的。單身母親陳順琪與兒子合住一個單間公寓。在她生病幾天後,他也生病了。
一些居民害怕感染他們的親屬而睡在屋頂或樓梯間。非營利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表示,自第五波疫情從1月開始以來,已接到近300人的求助電話,這些人在家中隔離,無法獲得食物或醫療用品。
事實證明,缺乏隔離設施給香港外佣帶來的挑戰只多不少,他們約佔工作人口的10%,幾乎沒有法律權益,而且經常遭受歧視
週日,香港落馬洲的Covid-19患者隔離設施。
週日,香港落馬洲的Covid-19患者隔離設施。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依娜是一名在香港工作了三年的印尼家佣,她從2月21日出現咳嗽。依娜說,她的僱主命令她在檢測結果呈陰性之前不要回去。因為害怕失去工作,她堅持要求不要提及她的姓。
她在僱主家門外的雨中站了幾個小時。依娜說,最後在午夜時分,她的僱主允許她進來,命令她不要用廁所,直接進她的房間。早上,她又被趕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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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就會趕我走,你什麼忙都不幫?」依娜說,她最終通過非營利性家佣匡扶組織HELP找到了一個住處。
HELP的執行董事馬尼莎·維傑辛格說,在2月的五天裡,該組織接收了近70名在檢測呈陽性後無家可歸的工人。
香港勞工處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因家佣生病而將其解僱是非法的。
但當局本身也被指控歧視。上個月,在政府收緊對集體聚會的限制後,警方宣布他們在一個外佣「經常聚集」的地區進行了突擊搜查,並開出了17張罰單。每人5000港元的罰款超過了這些外佣的最低月工資。
上個月在香港中環度過休息日的外佣。
上個月在香港中環度過休息日的外佣。 Emmanuel Serna/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一些居民組織了一次網路籌款活動作為回應,在三天內籌集了10.7萬港元。然後勞工局長羅致光指責他們鼓勵非法活動,並表示他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組織者關閉了籌款活動。
在疫情的經濟負擔下,即使是避免了感染的民眾也感到不堪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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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市五分之一的蔬菜卡車司機因隔離規定而無法工作後,蔬菜價格飆升。(香港約90%的農產品來自中國內地。)據官方統計,2月下旬,生菜的平均價格是一個月前的近三倍。番茄和馬鈴薯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
在香港島西部經營蔬菜攤位的陳立陶(音)說,大多數顧客都比平時買得少。但他不得不提高價格。除了擺攤外,他還賣蔬菜給酒店和飯店,由於供應不穩定且需求疲軟,生意驟減一半。
蔬菜價格飆升,但香港政府提供的現金救濟有限。
蔬菜價格飆升,但香港政府提供的現金救濟有限。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說他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援助來彌補他的損失。「這個對所有的香港人都很不公平,」陳立陶說。「因為牽連是很大的。」
政府為某些行業提供了財政支持,上週,官員們提出了一項1700億港元的救助計劃,其中包括為大多數居民提供1萬元港幣的代金券。但一些企業已被排除在先前的補貼之外。而且這些代金券是數位化的,這意味著它們不能拿來交租金,也不能用於像陳立陶這樣的攤位,這種隨處可見的攤位只接受現金。
香港也沒有失業保險。政府上個月承諾向第五波失業者一次性支付1萬元港幣。但在此之前失業的人沒有資格領取。
對陳順琪來說,政府的承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緩解。但她真正想要的是重返工作崗位。她會為此支持更嚴厲的措施,例如全市封鎖,以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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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這樣一直拖,拖到幾個月都沒有工作做,都不是一個辦法,」她說。「長痛不如短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