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看(Joseph F. Kahn)1987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为《达拉斯晨报》报道得克萨斯州普莱诺市的新闻,他对缓慢的职业发展前景没有耐心。
“我意识到,按时交稿,在新闻报道中偶尔塞进几个贴切的词,也许不会让我取得比报道市政厅更重要的成就,它成不了什么大事,而且还是在多年的努力工作之后,”周看多年后在哈佛校友自我介绍中写道。“突然间,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但外国记者人数显著稀少的国家吸引了我。”
这个国家是中国,周看的一位教授已把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重大故事的念头灌入他的头脑。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们当时都想去莫斯科和耶路撒冷等广受关注的分社;周看的想法是,当时尚未成为关键大国的中国,会给他一个更好的脱颖而出的机会。
周二,现年57岁的周看被任命为《纽约时报》的下任主编,这是他在做出当驻外记者的决定以来,在新闻行业稳步晋升的顶峰。驻华期间,他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领导了对暴行和腐败的报道,其结果人们至今仍能感受到。在中国,他还遇到了未来的人生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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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肩负起开创时报下个篇章的重任。这家有171年历史的新闻机构正在采用周看35年前就已欣然接受的全球视野。
自2016年起担任时报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后,周看建立了一个纽约、伦敦和首尔轮转的24小时运营中心。为了适应数字时代,在他的帮助下,时报对一个把重心放在纸质媒体的新闻编辑部进行了改造,使其变得更加灵活,并推出了实时的新闻更新,时报认为,这个做法可以让它在速度和即时性上与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展开竞争。
“这个时代,人们接触新闻的方式变得如此之快,新闻机构的主编应该是倾向于说‘行’,去尝试、去试验的人,”时报出版人苏兹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乔(周看的英文昵称——译注)是所有出任这个职位的人中最精通数字技术的人。”
虽然在时报的影响力很大,但与即将离任的主编迪恩·巴奎相比,周看在人们面前显得更安静、更矜持。今年6月上任后,他需要在政治两极分化、虚假信息和不信任盛行的时刻,领导全球1700名时报员工,找到时报在重大变化中的位置和方向。
“他将不得不在保持我们独立性的同时,继续加强一个既有天资又有能力的职工队伍,这给人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感觉,”巴奎在接受采访时说。
周看曾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外记者,该报前出版人戈登·克罗维茨说,周看的预知能力会对他大有帮助。“乔对事情有清楚的认识由来已久,尽管他对事情的看法有时让他感到孤独,”克罗维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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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富裕家庭、有过不幸经历
周看出生于1964年8月19日,是利奥·坎恩的三个孩子中的长子。利奥·坎恩是波士顿富商、大卖场零售的先驱。周看英文全名Joseph F. Kahn里面的F不是任何名字的首字母;他的父母只是想让儿子的名字有与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相同的首字母缩写。
利奥·坎恩是立陶宛移民的儿子,曾短暂地担任过记者,后来在美国东北部成功地经营连锁超市和健康食品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创办、投资了史泰博(Staples),这个办公用品连锁店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他的童年生活优裕,但被不幸中断。周看10岁时,47岁的母亲多萝西因癌症去世。直到自己的孩子到了那个年龄后,他才开始理解母亲去世的全部影响。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周看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
父亲很快再婚,但他们家中的平衡被打破了。周看14岁时成为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精英学校米德尔塞克斯的学生,虽然他家离学校只有30分钟的车程,但他以寄宿生的身份就读该校。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整年在家里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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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哈佛大学时的朋友回忆说,年轻时的周看异常理性,而且雄心勃勃。他成了本科生的校报《哈佛深红报》的明星记者,承担起报道大学领导层的高声誉任务。
“我很难在十几岁的乔和50多岁的乔之间找到任何明显的区别,”电视制片人兼记者迈克尔·赫肖恩说,他和周看都曾任《哈佛深红报》的编辑。“他现在可能比那时随和了点。”
周看锲而不舍的报道曾一度让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不快,于是禁止校方管理层接受《哈佛深红报》的采访。多年后,周看喜欢回忆这段往事,那是一次新闻工作引起当权者注意的经历。“那有一种上瘾的感觉,”他说。
1986年,周看被选为《哈佛深红报》社长,接替了杰夫·朱克。“选择乔差不多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后来担任NBC环球和CNN高管的朱克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会把那个时候的他描述为安静、严肃、聪慧、有一种狡黠的幽默感,而且经常抽着烟。”(周看说,他已在20多岁时戒烟。)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晨报》的第一份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周看在他以前的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建议下重返哈佛,开始为去中国工作做准备。他成为东亚研究硕士生,选修了中文课。(赫肖恩猜测,周看决定专门研究中国,“完全是因为其困难程度”,但周看说那只是部分事实。)
到1989年春天时,教授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周看决定暂停在哈佛的学业;他拿了一张旅游签证前往北京,到前线去做报道,还说服了他在达拉斯工作时的编辑刊登他发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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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他被驱逐出境。
在中国的生活
那件事发生在6月的一个下午,中国的安全部门突然将一名正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采访农民、留着一头卷发的年轻美国记者捕获。警方扣下当时24岁的周看,把他带上一辆面包车,指控他违反了戒严令。他被迫在一份对所谓罪行所做的“自我批评”上签字,他被勒令离开中国,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
时任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对这件事做了报道。“他安静、聪明、善于思考,在放松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专注,”纪思道回忆年轻时的周看说道。
回美国后,周看念完硕士,之后重返达拉斯,在晨报国际部任编辑。很快,该报同意让他担任亚洲记者,常驻香港。他从香港发回的中国女性遭受虐待的报道帮助该报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
1993年底受聘于《华尔街日报》后,周看改驻上海,上海对当时的美国记者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同事凯西·陈对周看的回忆是,他揶揄人但不过分。“他有说笑话但自己不笑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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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事业也在蒸蒸日上,直到一个错误的选择让他的事业受到威胁。
周看32岁时被任命为《远东经济评论》的主编兼出版人,这是《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旗下的一个周刊。这个职位对他并不合适:老记者对相对缺乏经验的周看持怀疑态度,而且他从未有过管理一个专业出版物商业事务的经验。仅三个月后,他就回到《华尔街日报》再次当起了记者。
事后,周看把重新当记者称为一件好事:他的报道很快让他于1998年在时报获得了一份工作。虽然他不得不在一个不熟悉的新闻编辑室重新开始,但他说,那也是吸引他的部分原因:“我很高兴能再次证明自己。”
在美国从事了一段对华尔街和经济方面的报道工作后,周看于2002年重返中国。他对中国政治和金融交易所做的积极报道惹恼了敌视自由媒体的领导人。2003年,时报的一名中国研究员赵岩被逮捕,政府指控他泄露国家机密;周看帮助领导了释放赵岩的努力,并出庭为他辩护。
2006年,周看和记者吉姆·亚德利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国陈旧法律制度的调查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次年,他与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香农·吴结婚;他们现在和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
2008年,周看回到纽约担任编辑。在公司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他帮助推出了纽约时报中文网,那是一笔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在该网站于2012年推出后不久,周看所在的编辑团队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发表了一篇由财经版主导的有关中国统治阶层隐藏财富的调查报道
中国大怒,屏蔽了时报网站;十年后,读者仍无法从中国大陆访问时报网站。苏兹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件事表现了周看对“基本信念和原则”的坚持。
“他总把新闻独立性这个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时报出版人说。“对我来说,让你对一个人的脊梁骨有多硬有所了解,是一个真正有意思的时刻。”
周看出任时报主编之际,也是许多美国人不信任主流新闻来源,虚假信息战术正变得越来越高明的时候。他在采访中承认,他与精通宣传和欺骗的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历,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我不会想到,在中国当外国记者,对2022年的时报主编会是个很好的准备,”周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