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开斋节的时候,我在摩洛哥梅克内斯(Meknes)的寄宿家庭带着我四处走亲戚。开斋节(Eid al-Fitr)是庆祝穆斯林们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喝的斋月结束后第一天的节日。我觉得它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人们会拜访亲朋好友,长辈们会给晚辈红包,家里的餐桌和茶几上总少不了无穷无尽的糖果和饮料。每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我的寄宿妈妈就会把我这个“中国儿子”介绍给他们。

我出生于一个回族家庭,与伊斯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庆祝开斋节。

在几块糖果和几杯茶水下肚之后,亲戚们就会开始对我这个外来者好奇地展开提问。我努力用刚刚学到的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作答。

“我是回族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我的祖先们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后来他们迁移到了中国的东海岸,慢慢的,对宗教的信仰就减少了,但一些文化仍然保存至今。”每次在谈到我身世背景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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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穆斯林么?”亲戚们在听到我的介绍之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焦急地打断我。

“我不是了。”我回答道。亲戚们脸上划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失望之情。“但我的家庭现在还坚持吃清真食物。”我补充道。

“哦哦,”亲戚们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我1997年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回民区,那个地方有好多清真寺和美味的清真食品。我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回民,街上随处可见刚刚宰杀的小羊羔和饭馆绿色的清真标志。但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强烈,很多回民说不清楚伊斯兰教到底是个什么宗教,只知道要追随祖辈们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吃猪肉,结婚对象最好也是回族人,等等。

李彦哲老家济宁的柳行回民区,做生意的回民小商贩在街边一字排开。摄于2017年8月。
李彦哲老家济宁的柳行回民区,做生意的回民小商贩在街边一字排开。摄于2017年8月。 Li Yanzhe

而这种生活上的习惯在不少家庭也在慢慢淡化。我外婆有四个亲弟弟,他们回族的一些传统被保留得比较完整,甚至他们的子女都和回族人成了亲。但外婆家则相对开放,妈妈和大姨都嫁给了汉族人。出生的时候妈妈家强烈要求我加入回族,因为外婆和她还是希望家里人能延续回族的血统,同时也因为少数民族高考可以加分。每个星期走亲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点家乡回族人的掌故和传说,什么明朝几名开国大将都是回族人,后来他们到了济宁,这里的回族人也就慢慢重要起来。除此之外,从小家里人也没对我进行任何特殊的民族教育。打我记事开始,我就不知道作为回族人是个什么意义,只知道自己身份证上民族那栏后面写的是“回”,并且不能吃猪肉。后来连这也很快就消失了。

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市中心去上小学;九岁的时候又搬到上海。在上海,午饭要在小学里吃,有时候肉食只有猪肉,爸爸妈妈怕我吃不饱,后来也就不管我吃不吃猪肉了。一开始有些吃不习惯,大概是生理上的反应,对猪肉有些排斥。但是后来为了不饿肚子,也就慢慢习惯了。到上海上学以后,融入上海的生活和完成学校里的学业成了我们全家生活的主旋律。父母也就很少跟我提起有关回族人的生活习惯,对我在外面吃什么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至今为止,家里的饭桌上还是不可以出现猪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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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大多是汉人,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同学们第一次发现我是回族人还是在临近中考的时候,因为15岁的我突然发现作为少数民族,可以在中考中可以加五分。一些同学一开始觉得很惊讶,我的前座盯着我打量了好久,从头到脚,最后得出结论:“你一点也不像回族人嘛。”的确,我的长相和汉人一样,并不像来自宁夏和新疆那边的很多回民。而且,我也被迫吃起了猪肉。

就这样,同学们时常会跟我开玩笑,说我不是“正宗”的回族人。在这些玩笑中,我慢慢对自己回族人的身份重新燃起了兴趣。有时候,我会去尝试跟着百度翻译写几个歪歪扭扭的阿拉伯语单词,在一门类似国际关系的高中课堂上,也特别选择了中东地区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可是我并没有对阿拉伯语或者中东研究产生狂热的兴趣,只是觉得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别人不一样,很特别,很有趣。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Bouchra Charkani

信不信教?

然而,两年前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我有意地突出了我回族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美国大学都喜欢“多样性”(diversity)这个词,而作为一名回族人可以增加我的“多样性”。在大学申请网站上,我把“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填进了我的目标专业里。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对这些专业并不那么感冒,但这可以使我写一篇有关“回族人寻根”的申请文书,既能体现了我的多元,又能体现我对自己根源的探索。但我必须承认,在有些地方我在事实的基础上,又有些添油加醋:

我在一个回民区域出生长大,遵从着一些穆斯林的习俗,附近清真寺里每天传出真主至大(Allah Akbar)的祈祷声。我从小接受了有关回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教育。但是当我搬到市中心上学之后,那些传统和习俗就渐渐地消失了,我也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当人们发现我是回族人的时候,他们会惊奇地说:“啊,你竟然是回族人!”我也会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因为我的那一块身世已经消失不见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我想填补心中这片空白,开启一场寻根溯源的旅程,去寻找我和祖先们的联系,去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一个已经融入了汉文化的回族人。而耶鲁可以实现我这个梦想。

一开始我也并不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认为只是在功利地申请。但是在修改并阅读了无数次申请文书之后,我逐渐开始被自己当初的“谎言”所打动。一来是一个故事说多了自己也就渐渐相信了;二来也被美国开放、文艺的校园文化所影响。刚到学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坐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大草坪的足球门旁,我有些恍惚,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应该去学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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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曾经纠结过好久是学习西班牙语还是阿拉伯语。父亲强烈建议我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他认为这门语言将来会更实用。爸爸妈妈并没有阻止我学习阿拉伯语,只是认为它不会对我未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阿拉伯语,尽管我并不知道这门语言会在将来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很多亲戚朋友也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学,我含含糊糊说和自己身世有关,但又解释不清楚,不是我敷衍,而是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对阿拉伯语和文化产生了一种不可描述的兴趣。

大一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每天至少会花两个小时学习听说读写。有时候我也会和家人朋友们分享我学到的新单词,并用阿拉伯语来书写他们的名字。家里人,特别是妈妈那边的亲戚,看到我对阿拉伯语的热情之后,很开心,鼓励我继续学习。有些高中同学看到之后表示有些惊讶,他们没想到我对阿拉伯语会有这样的热情。“我以为你在高中时写阿拉伯语只是玩玩,”一位同学跟我说,她随后又开玩笑:“你可别被恐怖分子招去了。”

李彦哲在开斋节的时候和摩洛哥寄宿家庭的小男孩和他堂哥的合影。摄于2017年6月。
李彦哲在开斋节的时候和摩洛哥寄宿家庭的小男孩和他堂哥的合影。摄于2017年6月。 Bouchra Charkani

其实,我们家对近几年在中国盛行起来的恐穆情绪也很敏感。去年刚去美国之前正好是伊斯兰国(ISIS)盛行和恐怖袭击频发的时候,美国恐穆气氛高涨,爸爸妈妈曾反复叮嘱我到了美国不要和人提起自己回族人的身世,更不要说自己民族和伊斯兰教之前的联系,否则会引来别人的歧视。我跟他们说美国大学校园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但是他们说还是谨慎为好。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申请了rihla رحلة(阿拉伯语里的旅途)项目,这是一个独立的语言项目,并和美国国务院有合作关系。6~7月,我来到摩洛哥和阿曼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呆了两个月。我想在遥远的中东和北非,人类文明和伊斯兰文化的发源地,寻找多年以前所丢失的自己与民族的渊源。

在摩洛哥和阿曼,我第一次体验了艰苦的斋月和喜庆的开斋节,第一次见到了满街白袍戴着帽子的男人和黑袍围着头巾的女人,第一次听到了一天五次的唤礼歌(call to prayer),第一次看到伊斯兰信徒们完整的祈祷,也是第一次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些许的了解。

刚到摩洛哥的时候,我的寄宿家庭及其亲戚们都会问我信仰什么宗教。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如今对很多的回民来说,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是必须的,只是保留生活习俗和传统就好。我尝试去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是一回事,但是要真正信仰宗教却是另一回事。然而,这种思想却不能被大多数阿拉伯人所理解。所以为了避免一场漫长的宗教讨论,在跟他们解释了我的回族背景之后,我告诉他们我信仰儒家思想。

“这是什么?”他们会问。我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圣人,这是他的思想。”

2017年7月,李彦哲在阿曼的阿拉伯语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中国的故事、视角、价值观。
2017年7月,李彦哲在阿曼的阿拉伯语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中国的故事、视角、价值观。 Ayesha Islam

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回答以后都会满意地点点头,大概是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遥远神秘的宗教。但是他们还是会抓住我的回族身份问个不停。尤其是我寄宿妈妈的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寄宿妈妈告诉我他前些日子在祈祷的时候扭伤了脚。我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并轻轻的在手背上亲了一下。他在听到我的背景和寻根的故事后显得特别开心,他尝试从床上坐起来,并叫我过去坐到他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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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伊斯兰了解多少?”他用微弱的语气问道。

“不多,”我回答道,“但是我现在正在慢慢学习。”老人家嘴角略略上扬,礼貌性地说道:“嗯,这很好,你阿拉伯语讲得不错。”

我告诉我的寄宿家庭中国的穆斯林其实很多。在新疆,在宁夏,有很多回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我说新疆的穆斯林和东海岸的穆斯林受到的待遇往往不一样。回族和维吾尔族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他们会感到惊奇,说并不知道中国有很多穆斯林。我住家妈妈的妹妹是当地大学教金融的教授,她说在麦加朝拜的时候碰到过来自中国的穆斯林,并对他们赞不绝口。

“他们真的非常体贴,而且平易近人,还很聪明。”女教授神采飞扬地跟我说。

运河东大寺里的唤礼亭。运河东大寺是济宁现在最大的清真寺,摄于2017年8月。
运河东大寺里的唤礼亭。运河东大寺是济宁现在最大的清真寺,摄于2017年8月。 Li Yanzhe

我去摩洛哥之前取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叫ياسر(Yasr),因为这个和我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读音都很像。在摩洛哥的第二个星期,我因为吃坏了肚子住进了医院。在和护士交流的时候,我尝试使用自己刚学不久的蹩脚的阿拉伯语,护士听了以后愣了一下,“你为什么学习阿拉伯语?”护士问,还没等我将答复在脑子里翻译完,护士继续说道:“你应该学法语,它更高级。”我有些惊讶她会这么回答我,本以为学习阿拉伯语会使当地人开心,没想到会有人认为西方的一切仍是“更高级”。

我的语言伙伴,一位就读经济学的当地小伙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虽然在斋月日出到日落时不吃不喝,每天会去清真寺祈祷,但并没有很严格地遵循伊斯兰的教义。他喜欢喝酒,追姑娘,他经常使用社交约会应用Tinder。他与我们项目中的两位美国女生在Tinder上牵了线,并在与其中一位女生交往过,后来他被学校解除了语言伙伴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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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学校里跟这位语言伙伴学习朗读了古兰经的第一个篇章,回家以后在晚饭餐桌上和寄宿家庭显摆。他们听到我朗读之后显得非常高兴,问我为什么学习如何朗读古兰经。我说我挺感兴趣的,并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你真的想学这个么?”寄宿妈妈问我,她显得有点惊讶,却又欣喜。

“嗯,我想学,还想学习伊斯兰教的历史。”我说。

“那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和艾门(她10岁的儿子)一起学。”寄宿妈妈说。话音刚落,艾门就去书房把自己的宗教教材拿了过来。那天晚上,我的寄宿父母和兄弟在餐桌上给我简单讲述了伊斯兰教起源的历史。主讲是妈妈,爸爸负责点评,而艾门则时不时地会举出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2017年7月,从阿曼回到上海以后,本文作者李彦哲与同学相约,作者身穿阿拉伯传统服装,同学身穿西服,走在上海的街头。
2017年7月,从阿曼回到上海以后,本文作者李彦哲与同学相约,作者身穿阿拉伯传统服装,同学身穿西服,走在上海的街头。 Courtesy of Li Yanzhe.

在阿曼的时候,我和一群美国同学住在学生公寓里。由于天气炎热(每天最高温度46摄氏度左右),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呆在室内,和当地人的交流也没有像在摩洛哥那样频繁。不过在离开之前,教授带着我买了一身当地的传统服装:一件阿曼风格的长白袍和一顶方方的小帽。走之前的那天,我穿着这一身行头去上课,并和老师同学们留影合照,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像个阿曼人。

在从阿曼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来自迪拜的阿联酋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上海迪士尼游玩。我试着和他说起了阿拉伯语。他一开始有点惊讶,然后就和我愉快地交谈了起来。就像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初次对话那样,我跟他介绍起了我的回族身世。

“我不是穆斯林了,但是我的家庭还在坚持吃清真。”我最后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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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他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返回老家

在摩洛哥和阿曼介绍自己身世背景的时候,当地人的很多问题让我一下子无法回答,努力回想自己儿时经历,却发现在长大的过程中忽视了太多对有关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而打开这段尘封记忆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山东济宁。

于是从阿曼回国之后,8月初,我立马回了一趟老家济宁柳行区,还拜访了当地的几家清真寺。

根据济宁民族宗教事务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济宁市中区和其管辖之下的所有乡镇县,回族总人口有5.75万,占了济宁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他们之中做买卖的比较多,而且大多数集中在柳行区。

其实,济宁的回族人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拜访顺河东大寺的时候,寺内一位工作人员递给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在2004年写的《济宁伊斯兰教研究》,据书中记载:“最早来到济宁的一批穆斯林有一些是跟随蒙古军西征东进而来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军士、工匠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随中西大通和京杭大运河开通而来的穆斯林商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济宁的回族人每天都会祈祷,每周五也会去清真寺听阿訇讲教法教义。文革之前,济宁的东大寺和西大寺东西相望。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西大寺被整体拆除,东大寺的一些建筑也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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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革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变革。”济宁柳行东寺的夏阿訇告诉我,“当时只要你信仰宗教,人们就给你戴上高帽子,让你游街,甚至让你去喂猪。通过这十年的洗礼,人民的思想就出现偏差了。”

文革结束后,“宗教恢复了,但是想要再恢复人们的信仰就很难了,”夏阿訇说。“现在人们觉得,我信仰和不信仰,没什么差别,我不吃猪肉,就很合格了。信仰做不到位,就脱去了一种责任。到清真寺做宗教功修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在这方面已经很不了解了。”

在八九十年代,政府对宗教的管理逐渐宽松,一些宗教文化也复兴起来,但近些年,中国对于伊斯兰宗教教育的限制也在逐渐增加。在老家,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和柳行东寺和顺河东大寺的两位阿訇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都会问起有关美国宗教教育的情况。我说在许多大学里都会有宗教的支持中心,也会开设有关宗教的课程。他们听到以后都会微微地摇摇头,“美国还是自由一点啊,中国的宗教教育限制还是比较多的。”顺河东大寺王阿訇说。

“在农村还是会有宗教的教育的,”柳行东寺的夏阿訇说,“但是课堂的名字会做一些文章。比如有些会叫阿语学校。有一个在郊区的学校叫“试点班课堂”,说是留守儿童补习,实际上呢就是教一点关于宗教的内容。”他告诉我。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在济宁有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回潮。“现在有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去找阿訇签个字。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也会来找阿訇取一个经名。”夏阿訇说。

呆在济宁的时候,我和外婆又谈起有关恐穆情绪,外婆显得十分激动。她并没有让我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让我去告诉同学们,穆斯林,还有我们回族人,并不是暴力和战争的象征,而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

再次回到老家的时候,听到这些东西,也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现在老乡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背景又重新产生了热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但并没有真正想要皈依伊斯兰教的想法,至少不是在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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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阿曼回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我和几位高中同学去一家新疆餐厅吃饭。我们约好各自穿着传统服装,一个穿汉服,一个穿西服,我则会穿上从阿曼购买的白袍。但最后只有我和穿西服的同学遵守了约定。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后,我换上一身白袍,戴上方方的小帽,和同学们走在上海的街头。一来是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想展示自己文化的冲动,二来也好奇街边的人会投来怎样的目光。

但走了一段之后,同行的一位同学突然停下来,半开玩笑的说:“我看你还是把衣服换回来吧,省得人家以为你是恐怖分子,给你抓起来了。”

他貌似严肃地盯着我看了一秒,然后我们都被逗乐了。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也没有为此生气,但是他的话却提醒了我,单单披上一身白袍、头戴一顶方帽不会使我变成一个更“正宗”的回族人。而我寻根溯源的路也不可停止于这个暑假,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