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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穿着袋鼠图案睡衣,跨越多个时区,飞行近20个小时,生物钟被破坏,颠簸着睡睡醒醒,那你在服药方面要小心些。在太平洋上空4万英尺的一个金属管子里发疯可不是什么好事。另一方面,搭乘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民航班机,令你有理由怀疑自己陷入了时空连续体的裂缝。
上个月,我乘上澳洲航空公司(Qantas)首次开启的从纽约直飞悉尼的航班,起飞大约6个小时后,我的感觉就是如此。那是纽约时间凌晨3点,到了这个由航空公司创建的小小高档难民营里,就成了一个不可忍受的时刻。我一直饱受鼻塞之苦,是那种在鼻窦周围移动,然后造成耳道感染的鼻塞。虽然我已经没有传染性,但会在未来给听力造成一些问题。网络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一个网站说:“带着耳道感染飞行,并不一定会导致鼓膜破裂。”
基本上,我从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服用抗鼻塞药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部关于1970年代时报广场的电视剧里的瘾君子,紧张、流汗、语无伦次,同时被无法活动带来的疼痛、僵硬的感觉困扰。飞机很快就要熄灯了,这是航空公司计划的下一个集体活动(睡觉)的一部分,我可能会犯我成年以来最严重的用药错误。但那还是后来的事。
媒体人士和一些澳航的常客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媒体人士和一些澳航的常客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James D. Morgan/Qantas
你看,大家都是想避免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
自打有飞行以来,航空业就一直在开拓新的疆域。1927年,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第一次独自飞越大西洋。1976年,协和式飞机表明,以两倍于音速的速度载着付费乘客环游世界是可能的,尽管到头来可能并不明智。长途飞行曾经意味着噪音和晕机的折磨,现在变成了平静和奢侈的绿洲,至少对那些幸运到买得起高级座位的人来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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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澳航计划提供悉尼和纽约之间的直达航班,飞行时间将接近20个小时,甚至比目前记录中最长的航程还要长——新加坡航空从新加坡到纽瓦克航班的飞行时间不到19个小时
对澳航来说,这条新航线将把从纽约至悉尼的常规航线缩短约3个小时,而且无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这个地狱般的地方转机。这本身就值得庆祝。用澳航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的话来说:“那些经历过洛杉矶的人知道有多痛苦。”
该航空公司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提供商业航班,但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10月18日,三架试验航班中的第一架起飞,机上共有49人,其中包括一些澳航员工、六名常客和一群叽叽喳呱的记者。我们会补偿碳排放,澳航承诺,而且直飞实际上会比中途转机的航班使用更少的燃料。“这对澳航、澳大利亚航空和世界航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机上的首席飞行员肖恩·戈尔丁(Sean Golding)说。
没出息的人才睡觉
我碰巧喜欢长途旅行。我喜欢澳大利亚。没有人比我更兴奋了,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没有Wi-Fi的商务舱里坐很长一段时间,看几十部在家里绝对不会花钱看的电影和电视剧,我才不怕时差!没出息的人才睡觉。尽管如此,从参与式新闻的角度来看,“研究飞行”的概念仍然令人不安。如果研究结果是飞机未能到达目的地怎么办?我对未来的航空旅行事业并没有那么强的奉献精神。
但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飞机——这是一架全新的波音787-9梦想客机,刚从西雅图的装配线上下来,还带着新飞机的味道,座椅还没有人坐过——而是在于乘客。这么长时间的飞行会对我们的睡眠、情绪、消化、荷尔蒙和褪黑素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研究人员计划利用从常搭航班的旅客和机组人员那里收集来的精神敏度和身体数据,以便让今后的乘客能舒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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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接受了玛丽·卡罗尔(Marie Carroll)教授振奋人心的训话。卡罗尔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悉尼大学查尔斯·帕金斯中心(Charles Perkins Centre)的教育发展主任,曾担任飞机上的时差顾问。一上飞机就把你的手表调到悉尼时间!不要喝酒。多活动。尽量撑久点再睡,不要胡闹。关掉电子设备屏幕。戴上耳塞;戴上眼罩。别老看电视!去睡觉。她说,这对她总是有效的。“预计第二天一整天我都会醒着,”她说。
呵呵呵。(根据我的个人经验。)
在第一顿航空餐中,乘客们得到一份辣味藏红花番茄汤。
在第一顿航空餐中,乘客们得到一份辣味藏红花番茄汤。 James D Morgan/Qantas
不要在家里尝试
卡罗尔教授的建议是建立在你心理基本平静的基础上的。但是准备一次海外飞行从来都不容易。你把一周的截稿期限都塞在两天里完成;你熬夜打包行李;去机场路上,每一个红灯和每一个细微的交通状况都令你困扰。即使是最无辜的旅行者也担心会因为无意中违反安保规则的罪行被交通安全管理局逮捕。晚上拖着随身行李穿过机场焦虑弥漫的通道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疲惫。
我们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度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轻松时光,我们有单独的登机柜台和候机室区域,但我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了。登机时间是晚上8点30分左右,当时我已经吃了三种不同的处方药,包括过敏片和苏达菲。飞机起飞前,我往鼻子里喷了一剂阿弗林。我还不如直接静脉注射安非他明呢。药物开始起效的时候,我的头感觉像个蜂窝。
在持续整夜的航班上,大多数航空公司会马上为乘客提供饮食,然后把灯打开,但是这一次,我们要开灯6个多小时,直到纽约时间的半夜,除此之外,航班会向我们提供辣味的晚餐,卡罗尔教授说,这就像“把人打醒的一记耳光。”我喝了番红花番茄汤,吃了味道鲜美的海鲈鱼,然后喝了含有咖啡因的黑巧克力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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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一闪。灯光也被调亮了,亮得像审讯室一样,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欺骗我们的身体,让它们以为自己已经提前14个小时到达了悉尼。我看了好几集的《巴瑞》(Barry),讲的是一个杀手加入了由亨利·温克勒(Henry Winkler)领导的洛杉矶表演班。工作人员分发了正面有袋鼠图案的睡衣,给大家灌输一种集体幼儿化的愉快感觉,就好像我们是来参加成人睡衣派对的。在我前面的座位上,澳大利亚早间节目《日出》(Sunrise)的联席主持人戴维·科赫(David Koch)告诉我,理解着装转变的心理后果很重要。
“这是一种睡眠的暗示,”他是指睡衣。“等你真要睡觉了再穿上它。”我说我已经感觉到时差了,尽管屏幕监视器显示还有16个多小时才到悉尼。他回答说,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他为自己在旅行时很能吃苦耐劳而自豪,尤其是,老实说,他总是乘坐商务舱。
“你知道你至少要花七个小时才能到达任何地方,”他说。“我的感觉是,‘坚强点吧,公主,你已经在飞机的前部,不要再抱怨了。’”
我的大脑不愿停止运转;我的身体想要爬进棺材,永远留在那里。一些经常乘坐飞机的乘客喝了几杯酒——虽然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就睡着了。隔了几排,乔伊斯开始看他还没看过的《伦敦生活》(Fleabag),发现开头的一幕——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在媒体上讲述自己的性经历——出人意料地刺激。后来,卡罗尔教授带领一组人在飞机后部做了一组健美操,让我们把烤箱的把手当作临时的栏杆。最后我们热情但错误百出地合唱了一曲《马卡雷纳》(Macarena)。
窗外的日出。
窗外的日出。 Sarah Lyall/The New York Times
不要在飞机上尝试这个
回到座位上,我试着做点工作,但无法集中注意力。悉尼时间大概是白天,但飞机上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根据卡罗尔教授的建议,我服用了两毫克的褪黑素,作为生物钟重置的措施。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轻率地登上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站。每当他打瞌睡的时候,要么遇到他死去的妻子,要么遇到一个从他想象的黑暗角落里变出来的邪恶幽灵。我可以理解他的困境。“你能坚持多久不睡?”电影中的一个角色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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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人员给了我们第二顿饭,一份催人入睡的甘薯汤、三明治和奶酪蛋糕。为的是用碳水化合物和乳品来帮我们入睡。现在,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的胃里碰撞。我思念家里的床。
晚饭后,情绪迅速低落下来。嗖的一声,灯灭了。那效果就像在一个鸟笼里,你的主人突然把遮光布扔在鸟笼上。每个人都躺下,(似乎)当场就睡着了。独自沉浸在痴迷的事物中,我不断回想起2003年的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片中茫然而疏离的比尔·默里(Bill Murray)在东京徘徊数日,失眠让他感到错乱。
我不顾卡罗尔教授的判断,吃了一片安必恩(Ambien),然后,当它似乎不起作用时,我又吃了一片。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灯又亮了,因为我看不懂笔记本上写的那一段。但我们离澳大利亚近多了。
乘客们已经处于各种糟糕状况中;机组人员轮班休息,看上去精神抖擞。早餐来了,是一份充满活力的蛋清煎蛋卷,里面有香草土豆、炒甘蓝、菠菜和蘑菇。我很高兴有这么好的一顿饭。我喝了几杯拿铁咖啡和一杯“醒脑果汁”。营养流经我的全身。我知道,在鼻窦问题上,着陆时比起飞时要严重得多,于是我又服用了一种解充血药、一种过敏药、一种抗生素和几滴阿氟林(Afrin)。
过道对面是科赫的节目《日出》的摄影师比利·福斯特(Billy Foster),他说自己通常在凌晨3点起床上班,但他旅行得太多,已经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已经喝了四杯双倍浓缩咖啡。“我想我睡了两三个小时,”他说。“我感觉像被火车撞了似的”。
另一方面,机上的厨师大卫·斯佩克(David Speck)情况要好得多。他遵循自己的营养计划。“我喝了一大碗汤,然后想,‘我还是坐下来看场电影吧,’”他说。“我开始看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的电影,叫什么来着?我坚持了大约五分钟。五小时后,伙计们花了差不多五分钟把我叫醒。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睡得最好的一次。”
澳洲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进行了19小时16分钟的飞行。
澳洲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进行了19小时16分钟的飞行。 David Gray
离家一万英里的地方,保持胎儿体位
澳航宣布此次飞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在19小时16分钟内飞行了1.62万公里,恰好约合1万英里,抵达时燃料还有剩余。我们击败了比我们早三小时离开纽约的另一架澳航非直飞航班。一群机场工作人员正等着看我们滑行进去。“我感觉很好,”戈尔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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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回成人的衣服,拿到一些当作纪念品的笑翠鸟标本,然后就被打发走了。我的情况不太好,但大多数乘客看起来都很好——比想象中经过近一天的飞行的人要好。他们说话是有条理的。当我们下到停机坪上时,他们并没有觉得有必要马上戴上墨镜。
因此,我们先明确一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没有人想听一个人幸运到可以搭乘试飞航班,在奢侈的环境中乘坐一架崭新的飞机前往半个地球之外的大陆,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飞行而不需要个人支付任何费用,最后却才勉强安然无恙。没人想听我如何先失去笑翠鸟,然后失去我的早餐。(澳航救下了笑翠鸟。)
我们被告知,为克服到达目的地后的时差反应,你应该到外面走走。让那光照耀你。所以我照做了。悉尼是如此美丽。把行李送到酒店后,我踉踉跄跄地走进澳大利亚灿烂的阳光下,经过雄伟的歌剧院,穿过植物园。我在一些迷人的白鹮附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后来我了解到,这些鸟被视为澳大利亚的“垃圾鸟”或“垃圾火鸡”。
以下是一种应对飞行至澳大利亚后的急性恶心的方法。躺在草地上。让自己处于胎儿体位。用你的手提包当枕头,如果你担心路人因怀疑你死了而都露出关心的表情,就用帽子遮住脸。在那里保持几个小时,尽量少动,以免打乱你胃部不稳定的平衡。
你的身体紧邻世界上最壮观的港口之一,即使你的大脑已经滑入“迷离时空”。你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走过了半个地球。你周五离开了一个地方,周日成功抵达另一个地方。很难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多么漫不经心地跳过时间和空间,多么随意地失去一整天。周六发生了什么?你意识到,不管怎么努力,你永远也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