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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個健康、沒有孩子的成年人,可能很容易忘記,還有一種令事情雪上加霜的微妙方式:有的人可能正在申請大學。
由於疫情擾亂了考試日期,全國各地許多學校都將今年的申請者的SAT和ACT考試列為可選考試。上週,包括全國一些最好學校的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統甚至更進一步,投票決定在2025年之前完全取消這些考試。
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個決定算是姍姍來遲:幾十年來,正如加州考試管理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所言,這些考試一直被指責「存在嚴重缺陷,非常不公平」。但是,取消考試真的會讓大學錄取過程對弱勢學生更公平嗎,還是取代考試的東西會更糟?人們的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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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公平」?
恩迪亞·格裡芬(Endiya Griffin)在《TeenVogue》雜誌上解釋說標準化測試的歷史植根於歧視。SAT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一位名叫卡爾·布裡格姆(Carl Brigham)的年輕心理學家幫助美國陸軍開發了一種用於篩選新兵的心理能力測試。布裡格姆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也是狂熱的優生學家,他使用這些測試的結果來證明其「北歐人種智力更優越」的觀點,並且警惕「白人血統滲入黑人血統」。1920年代,他將該測試調整為大學入學考試。
如今,正如我的同事肖恩·休伯勒(Shawn Hubler)指出的,許多標準化考試的批評者仍然認為,儘管並非刻意,但它們在種族和經濟方面仍然具有歧視性:
• 2019年,55%的亞裔考生和45%的白人考生的SAT成績達到1200分或更高。而西班牙裔和黑人學生這個數字分別是12%和9%。
• SAT分數也同收入相關:總體而言,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成績更好——他們往往能在資金充裕的學校中獲益,並且有能力支付數千美元的私人輔導和備考費用。貧困給黑人學生造成的分數差距是白人學生的兩倍。(當然,如果你足夠有錢,可以直接買到更好的分數,儘管結果可能發生變化。)
作者保羅·托夫(Paul Tough)在時報上指出高中成績是評估學生的一個更公平的指標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與SAT分數相比,高中GPA分數與家庭收入或種族方面的關聯更少。按成績評估會獎勵「發奮者」——擁有好成績但在標準化考試中表現不佳,同時會懲罰「懶惰者」——標準化考試考得好但在學校並不是很努力。他說:「令人眼前一亮的高中GPA反映了內在才能和勤奮努力的結合,而這正是在大學中脫穎而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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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達·K·沃特海默(Linda K. Wertheimer)為《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撰文寫道如果說在疫情之前SAT和ACT是不公平的,那麼現在可能更不公平。兩項測試背後的公司都計劃推出線上考試的選擇,但是許多低收入學生沒有互聯網連接,並且存在很多對作弊的擔憂。
替代方案會更糟嗎?
伊麗莎白·庫里德·哈爾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時報上說儘管存在缺陷,但標準化考試仍然是評估大學申請者最公平的指標。她承認,SAT和ACT有很多問題,但由於成績的變化無常,在公平競爭方面可能起的作用甚至更少:2016年畢業的近一半的高中學生至少獲得A-的平均成績,儘管在較富裕和白人為主的學校裡,成績虛高的情況更嚴重,但招生官員給來自密西西比州困難公立學校的A-的權重還是會比菲利普斯學院的A-要少。申請中的其他部分——個人論文、傑出導師的推薦信、人脈豐富的大學顧問的致電——也給了富裕家庭學生優勢。
「這並不是為了捍衛現狀,而是懇請他們深入考慮一下,如果大學在招生決定中不考慮標準化考試的話,他們該考慮的因素中哪些應該得到更多權重,」她寫道。「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差別,往往由社會經濟地位的偏見所致,那些被視為中等或不佳的公立學校學生的表現,通常可以通過優異的標準化考試分數來抵消。」
實際上,正如《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編委會所指出的這正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招生系統最近發現的情況。2月,由學術評議會委託的一個工作組研究了標準化考試的影響,報告說它們比高中成績或其他指標更有效地預測大學的成功,而實際上通過提供一種另外的標準,讓黑人、拉美裔和低收入學生擁有更多優勢,從而避開招生官潛在的拒絕。大學議會上個月一致支持了該報告。
報告發布後,《洛杉磯時報》編委會認為:「目前,加州大學應保留考試分數。出於政治或法律壓力甚至個人信仰而選擇其他指標,將不符合偉大名校的治學根基,這些大學以思想開明的調查和基於事實的決策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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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
安德魯·M·佩里(Andrew M. Perry)去年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上撰文說,拿標準化考試開刀對於解決教育不平等只是治標不治本。他說,造成這種不平等的原因是種族貧富差距,它源於奴隸制度、種族隔離、種族主義和經濟剝削,因此需要出台更加雄心勃勃的政策才能消除。「我完全認同貧富差距無處不在,但政策制定者和機構領導者不應忘記,直接試圖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案將對學生在標準化考試中的得分產生更大的影響,」他說。「要想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我們應該通過向歷史上被剝奪權利的人們提供積累財富的機會,而不是圍繞著不平等來重新調整測試分數。」
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美國更平等的話,那麼它可能一開始就不會把大學招生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主張,美國競爭過於激烈的大學錄取過程的最大弊端不是衡量成績的方法,而是在於精英主義理想本身。在他看來,精英制度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種「持久的、自我維持的等級制度」,它利用價值觀念來使自身合理化。如果低收入的學生把進入哈佛或耶魯大學視為社會經濟地位流動的少數途徑之一,那麼至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哈佛和耶魯的存在。
馬科維茨去年在《大西洋》雜誌上寫道:「精英制已經創造了一種競爭,就算每個人都遵守規則,也只有富人才能獲勝。」他建議,與其把一個用來決定誰該在精英階層佔一席之地的測試調整得盡善盡美,不如「建立一個社會,使更多人能獲得好的教育和好的工作——那麼爬到階梯的最上層將不再是那麼重要了。」
更正:由於翻譯失誤,本文稍早時將「白人血統滲入黑人血統中」誤譯為「黑人對白人血統的滲透」。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