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是我的Klout评分帮助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让我能够与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共事。那是2012年。当时,我正为了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而接受面试,他提到了我在社交媒体影响力评估网站Klout上的分数。我的分数对一个不出名的记者来说算高的,而他又是社交媒体上的名人,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把我的分数写在了简历上。他注意到了,我们现在是《纽约时报》的同事。

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感到难堪。那就像是在吹嘘我的高中平均学分绩点一样。Klout上周宣布即将关闭时,网上出现了悼念活动,人们的嘲讽为之推波助澜——当然,他们都是Klout上的高分人士。

“我感觉这个@Klout分数本来应该能让我参加更多派对,”阿尼尔·达什(Anil Dash)发推文说。在1到100分的评分体系中,此人的分数高达84分。

夏娃·佩泽(Eve Peyser)开玩笑说,“真可惜,Klout要关闭了,还有什么别的服务会祝贺我成为痛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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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ut将于5月25日关闭,但不是因为它做的事情无关紧要。恰恰相反:Klout关闭是因为,好吧,是因为我们现在正过着Klout评分式的生活。“网红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创造出了一批新词汇。我在Facebook上的粉丝破50万了!我在YouTube上的视频火了。天哪,你看到谁给我的Instagram帖子留言了吗?我要火遍全球了。我去的次数太多,已经成了我们本地酒吧的大人物了。

我很高兴能借助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提升我的事业,现在所有职业都建立在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基础上。在我们这个由网红驱动的世界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在Instagram上宣传一款产品的酬劳是50万美元。产品植入在社交媒体上泛滥成灾,以至奥丽维娅·维尔德(Olivia Wilde)在发布耐克(Nike)用可持续方式生产的新款运动鞋的照片时必须加上#notanad(“非广告”)的标签。

得到好处的不仅仅是超级明星。亚历山德拉·米歇尔 (Alexandra Michelle,在Instagram上有43万粉丝)发布了一些迷人的瑜伽视频,并宣传了提供服饰的公司:“全套服装由我的瑜伽朋友@spiritualgangster提供。”劳拉·泉川(Laura Izumikawa)经常在Instagram上分享她可爱女儿的照片和视频,母亲节那天,她的62.8万名粉丝有机会抽奖赢得包包、鞋子和项链

有抱负的网红无需等着公司给他们奉上大量免费的产品或现金。在FameBit网站,只要在YouTube、Twitter、Tumblr或Facebook拥有5000名订阅用户或粉丝,任何人都可以就各种各样的主题向赞助商发起项目提议。如果公司拿不出50万美元请卡戴珊做宣传,它们可以去Shoutcart,查看成千上万名小网红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规模,并花钱请他们宣传,最低花费只需要1美元。

当然,这一切都有危险。科幻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发展到极端会是什么样子。在2016年的《声誉骤降》(Nosedive)那集中,人们不断地被朋友、同事,甚至街上的路人评分。评分采用5分制,得分过低的人被禁止租好车、改签机票,甚至被禁止进入自己工作的大楼。

女主角莱茜·庞德(Lacie Pound)一直都是4.2分,但她想搬进一处只给4.5分以上的人打折的豪华公寓住宅区。她提高评分的计划包括在一场婚礼上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祝酒词,因为婚礼宾客中有很多评分接近5分的人。对咖啡馆服务生友好没有太大用处,她需要得分高的人给她打五星。

但是,这种夸张的演绎与2018年的世界没有很大不同,我说的不只是你在Uber评分低的情况下很难打到车的问题。《连线》(Wired)月刊前不久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交排名的文章,研究了“芝麻信用”,这项服务不仅审查你是否按时支付账单,“还研究你买了什么,持有什么学位,以及你朋友们的评分”。杂志援引芝麻信用首席执行官的话说,它“将确保社会上的坏人走投无路,而好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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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嫉妒任何人得到免费健身装备。但我担心,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你可能会因为最好的朋友是蓝领工作者,或者因为你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从而被剥夺行动的自由。

在《声誉骤降》那一集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抵制以造假和串通获得高分这种压力的人们。在这一集的结尾——剧透警告!——莱茜的评分降到了一分以下,她入狱了,她眼中植入的能看见别人评分的技术被移除了。她和一名狱友发生了争执,她们向对方尖叫。但是现在,她们没必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用词,也不必担心冒犯别人、获得低分。她们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