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华裔妈妈让自己的儿子上中国的公立幼儿园,究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去年九月,美籍华裔作家朱贲兰(Lenora Chu)出版了《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一书,记录下了她对这个疑问的探索之路。在书里,这个非常私人的育儿困惑逐渐牵扯出了一系列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究竟是在培养出领先世界的顶尖人才,还是毫无创造力的学习机器?在东西方教育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间地带,隐藏着成功教育的秘方?
《小战士》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言之凿凿的答案。相反,读者从书中看到的是作者被为人母的焦虑驱使着、用做记者的职业习惯不断追问、在希望和失望之间摇摆的探寻过程。
朱贲兰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的叔公、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在九十年代当过这座城市的市长。她对中国式教育也很熟悉,她的父母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从小到大,在传统的中式严父的权威下,她的许多选择都伴随着管控与反叛的较量。而在许多人眼中,这种教育无疑是成功的:朱贲兰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新闻学硕士,此后供职于路透社和CNN。这样的人生履历是否得益于严苛的中式家庭和鼓励个性的美国学校的结合?或许连她自己也很难解释。但在两种文化的撕扯和交融中长大的经历,让她决定把自己的美国儿子送进中国学校更多了一份天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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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幼儿园开学不久,朱贲兰对中国式教育的诸多幻想——双语学习环境,对礼貌、纪律性的培养和成绩斐然的基础教育——就破灭了。一天放学时,儿子雷尼(Rainey)顶着一颗红五角星回家,而且怎么也不愿意摘下来。他说,自己是因为“一直坐着没动”得到了奖励。“在美国,学生可能会因为非凡的努力或表现、超过其他人获得奖赏”,朱贲兰在书中写道,“而在中国,你会因为按要求照做、融入群体得到一颗星星。”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被扯入了一场和中国学校争夺儿子思想的战役。渐渐地,儿子在学校学会了不引起注意,学会了违背自己意愿服从大人的要求。他会在画纸上画出天安门城楼以及上面的毛泽东像,也会跟妈妈说:“我喜欢中国多过美国。”
通过“关系”,朱贲兰得到了去一家公立幼儿园旁听的机会(书中出现的幼儿园名称均为化名),得以窥探一个典型的中国课堂:强调权威、秩序和效率,忽视个体意愿和感受……难道儿子每天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在重重不安之中,让朱贲兰感到欣慰的是,Rainey很快掌握了自理能力和不错的纪律性。他的数学和中文水平也发展得超出预期。面对老师的教导,Rainey也并不会全盘接受。“有些时候,老师在撒谎,”他这样分析道。在为儿子的教育寻找最佳答案的过程里,朱贲兰也看到了一些更为本质的规律:在这个从外观上看起来强大又令人敬畏的国家的内部,人们似乎仍在挣扎着适应这个新的世界角色。
书出版后,《小战士》对中国教育持平的观察角度和个人化的叙事风格得到了不少西方媒体和评论者的赞誉,也获得了包括美国新闻工作者与作家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Journalists and Authors)非虚构类最高奖项及诺提勒斯书奖(Nautilus Book Awards)在内的不少殊荣。但这本书的出版在新闻界还激起了对一个老问题的新一轮讨论:美国教育究竟要不要“向东看”?堪萨斯大学教育技术专家赵勇教授在《华盛顿邮报》专门撰文反驳《小战士》证明了美国学生需要中国学校这一观点。他说,《小战士》是“对一个过时的教育模式造成的严重且显著的损害所做的生动描绘”。
而在一些中文媒体和读者的眼中,这本书仿佛并不是在解读中国教育或是中美文化差异,而是一个完全迥异的叙事——一个美国作家对中国教育的赞美故事。
《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在一篇名为《为什么中国孩子数学更优秀?》的报道中,试图从这本书里找到中国教育“制胜”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文章称,中国孩子擅长数学的根源在于“中国教育文化中潜在的一种思维模式”:“成功是是因为辛勤,而不是天赋异禀所致。”
《小战士》面世近一年后,朱贲兰对书中未解的疑问是否有了新的答案?对于众说纷纭的评价和反馈,她自己怎么看?书的出版给她和Rainey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变化?朱贲兰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邮件采访。采访以英文进行,内容经过翻译、编辑与删减,朱贲兰对中文翻译进行了修订。
为撰写《小战士》,朱贲兰曾探访的安徽某中学课堂。
为撰写《小战士》,朱贲兰曾探访的安徽某中学课堂。 Courtesy of Lenora Chu
问:Rainey进入上海的公立幼儿园后,他遇到的第一件让你吃惊的事是什么?
答:大概就是鸡蛋那件事吧。我知道我们会有一段适应期,我只是没有预料到问题会出现得这么快。开学第一周,他的老师就把鸡蛋塞进他的嘴里——四次!——直到我儿子把鸡蛋咽下去。当时他只有三岁,鸡蛋是他最痛恨的食物。在我看来,这件小事印证了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我成长过程中习惯的美国文化之间一个主要差异:“老师最懂行”和“尊重学生的选择”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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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儿子在幼儿园里的经历以及你自己在另一间幼儿园旁听时的观察,你怎么总结中国公立幼儿园里最普遍的教育模式?回过头看,你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种教育方法?
答:如你所知,中国的教育体系还在发展之中。仅在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已经解决了文盲问题,为如今超过2亿学龄儿童提供了义务教育,培训和聘用了大量教师……就在几十年前,教育部甚至还没有教科书或是课程标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采取捷径。任何人要了解中国教育体系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遇到的中国人都明白课堂上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可能会对学生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你在一间教室里有四五十个幼儿,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潜在的问题在学前班尤其普遍。学前班还不是义务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早教产业又在迅速扩张,监管缺失,老师通常也得不到足够的培训或薪水。我儿子的学校是上海最好的幼儿园,但就像中国的任何事一样,教育的质量、内容、途径都良莠不齐。城市还是农村?公立还是私立?贵州还是上海?
问:从语言上看,你提到了许多中国老师和家长常用的词语,比如“听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什么让你一开始觉得奇怪的说法?
答:我注意到的一个差异是,美国家长会说“大声说出来!”,中国家长喜欢说“听话!”。前一种是主动的、以孩子为中心的说法。后一种是被动的,强调的是家长的权威。
我倾向于认为,理想状态总是坐在两个极端之间。但是,事实上,纽约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父母和上海和北京的父母,他们想给孩子的几乎没有区别。我们想让他们在人生中快乐,成功……但更多的时候,通往成功的路似乎越来越窄……我们都为了让孩子迈好第一步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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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你和学校存在分歧时(理念上或是方法上),你能找到对抗的办法吗?在有那么多意见不合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选择让你的儿子留在中国的公立学校?
答:坦率地说,我觉得以一个家长的一己之力改变一个公立学校几乎不可能。总的来讲,(家长)几乎没有投诉的渠道。管理者们并不习惯于寻求意见,而老师要求一种不假思索的尊重。这可能是我不得不做的最艰难的调整。我不是一个畏首畏尾的人。相信我,我曾试图让我儿子的学校在不少问题上适应我们的要求,但这就是行不通。这不一定是坏事……你真的需要找到那条界限。我觉得,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这一条都适用于家长和老师的关系。
朱贲兰与儿子Rainey(右)和Landon(中)。
朱贲兰与儿子Rainey(右)和Landon(中)。 Courtesy of Lenora Chu
问:你能提几个你和学校产生分歧的例子吗?你有没有尝试过和其他中国家长讨论那些分歧?
答:从我儿子小时候起,他每到冬天就会被哮喘困扰。我因此要求在教室附近放一个急救用吸入器。老师要求我把吸入器放在护士站,我觉得放那么远就没用了。当我尝试讨论这件事时,护士温和地建议另一间学校可能更能适应我儿子的需要。我还想让教室里装上空气净化器。但那不是个简简单单就可以达成的事。(我们离开几年后,我听说学校里装了净化器)我的确有跟其他中国家长谈过这些挣扎,这些家长许多都来自上海精英阶层,但就连他们都觉得自己不能在任何事上直接挑战老师或管理者,从午睡应该多久,或者大班里该不该教数学,该怎么教。一开始我很傲慢。我觉得我的方式是最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越来越理解学校的思考模式,尊重这个社群的文化。这本书是关于教育的新闻调查,但从很多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美国父母在中国的成长故事。
问:你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观点文章探讨“上海秘密”。你认为“上海秘密”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你觉得值得为此让孩子从小就学会尊重权威、忽视个体需求和差异吗?甚至接受政府的政治宣传?
答:这本书涵盖了中国教育文化的优势,和中国高风险体系的弱点。我觉得主要的长处在于家庭对老师极大的尊重和对教育的重视。很多家庭决策都以孩子的教育为中心,而这些都是值得的。另一个优势是一个文化信念:想成功就要努力。中国人让孩子适应了在学术追求上努力,甚至是承受磨练。换句话说,学习并不总是意味着有趣。无论家长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态度对孩子的童年有巨大的帮助。还有其他的优势,比如强调教师培训,比如中国人教数学的方式,这些细节都在书中有涉及。当然,物极必反:极端的努力,过度强调学术,要求孩子毫无疑问地服从……这些中国教育的弊端都被细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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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提到的关于政府宣传的问题,中央控制在过去几年中加强了。就像一个历史老师告诉我的:“我是中国人,我知道我在课堂里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在这本书里,你能听到我描述的中国学生的意见,还有他们对自己教育的未来的想法。他们不一定会全盘接受他们被告知的信息。
问:书出版以后,你从读者、媒体、书评人等等方面得到了什么回应?书出版后,情况有改变吗?
答:(书出版后)我还没有拜访过学校,所以我也不确定什么改变了。现任的校长是新来的,但许多老师都还留在那。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教育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令人兴奋和痛苦的重新审视和改革的阶段。“没有什么应该保持不变,特别是制度上,”一位教育部的人士说。我们可以看看,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学校层面的改变和有幸有选择权的家长产生的影响相结合,将会如何继续指引这场变革。
但要记住,教育不公平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教育质量、学生的体验和成果会因许多因素而变:公里还是私立,城市还是农村。课外活动和备考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家庭能负担得起什么?某些特定的学生群体处于特别的劣势中,比如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这是教育系统未来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
问:你自己的社交圈子对你这本书作何反应?比如朋友或其他家长?其他公众怎么反应?
答:我写过各种各样的话题,涵盖政治、商业和科学。这些话题通常不会牵引出太多情感。然后我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提到了养育子女,还有中国——这个经常被西方描绘成需要提防、害怕或效仿的奔腾的巨人。我没有想到美国对这本书的反馈会如此情绪化。我觉得这很好。重点就在于启发(读者),激发思考。但作为在接受端的我来说,看到那些指导我作为一个家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信息也挺艰难的。好在这些反馈来自两方面,有些人觉得我太积极了,另一些人觉得我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太负面了。我相信这意味着我的看法恰巧在平衡点上。朋友和其他家长都很支持我。我还收到了一些幼儿园的毕业生的反馈,其中一个学生是在几十年前在那上学的。还有一些是来自毕业于上海幼儿园的孩子的家长。一些人惊讶于得知情况鲜有改变,另一些人对于变化之大感到震惊。
Rainey。
Rainey。 Courtesy of Lenora Chu
问:你是否曾为让Rainey留在公立学校,并用这尝试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感到内疚?在你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是否曾有过担忧、恐惧或者其他感受?
答:在某些时刻,我很害怕学校会因为我开诚布公地写我的经历而惩罚我或我儿子。但最近我在一个教育论坛上见到了学校之前的校长。我觉得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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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说我用这份经历换来一本书是不公平的。我开始写这本书,部分是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我是个作家——但也因为我在尝试弄明白这个学校系统能提供给我们什么。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美国人,我是有选择的,并且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很幸运。我不得不对儿子的学校教育做出选择。身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面对着一个有趣的难题,这驱使着我去寻找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个系统会像一个中国教育专家告诉我的那样“毁掉”我的儿子吗?或者他真的会像一些媒体报道想让你相信的那样,变成什么学术“天才”?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在或赞美或斥责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叙述如此极端?这些刻板印象又从何而来?
我想还原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我阅读研究报告,和中国学生与老师交谈,并写下我的发现——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方式。无论如何拓展想象力,我都不觉得我儿子的学校教育是个“试验”。我真诚地相信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受益匪浅,但我仍会继续阐述我对一些问题的担忧。
问:在这本书中你对上海的教育系统提出了严厉批评,你家里人在上海的“关系”让这个过程更困难,还是更容易?
答:我从来没有利用我的家庭关系,不论在我的报道或我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我在中国的家人估计和陈老师一样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外国人。不开玩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严厉的”,或者相反是“温和的”。我不会给我的作品冠上“积极”或是“消极”的评判。当然,读者有他们自己的意见。我尽可能在我的观察和写作中保持客观公正。这本书的确在中国和美国的教育者之中都因为它的“平衡”获得称赞。
Rainey近照。
Rainey近照。 Courtesy of Lenora Chu
问:Rainey怎么看这本书以及它造成的反响?他在你报道和写作的过程中如何适应?
答:Rainey读了这本书的一些部分。我不觉得他需要“适应”任何事,除了我一直很忙,减少了家庭时间。在报道和采访的阶段,为了访问在我书中出现的那些中国学生和教育专家,我出了很多差。去年我也一直在各地做和这本书或教育相关的演讲。在写作的阶段,我常工作到深夜。我觉得对Rainey来说最主要的影响,是任何父母都要工作很长时间、经常出差的家庭中产生的拉扯。当他长大后,他会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他对于自己的教育经历很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