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每年大约读50本书,并在自己的博客写书评,因而成了出版界一股新力量。在这篇专访中,他谈到自己对阅读的爱好,如何选择书籍,以及巴菲特推荐他读了什么书。
《Bidoun》杂志在中东的艺文界影响极大。它为阿拉伯女权主义者提供言论平台,记录埃及的解放广场抗议,甚至探讨《星球大战》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儿子乌代的影响。
向癌症宣战40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抗癌新武器, 那么,到什么地步放弃治疗才不会感到遗憾?何时才是宣布投降的最佳时机?看看美国抗癌战争最高指挥官是怎么说的。
清华历史系教授秦晖新作《走出帝制》,以中国走出帝制之不易为核心主题,指出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历经百余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很难预料何时成功,结果引发审查者不满。
这一年的热点新闻涵盖了恐怖主义、种族问题和科技创新,但也有那些让我们久久难忘的人性故事。高居榜首的文章,读者阅读总时长接近了90万小时。
英国人威廉·林赛在中国生活过30年,出版了五本关于中国长城的书籍。他在新书《虚拟长城展:50件长城文物》中,用珍贵文物向世人展示与长城相关的历史。
华盛顿邮报记者瓦里克的新书《黑旗》对了解伊斯兰国和其教父扎卡维来说是一个开始。大量美国和约旦的情报人员亲自讲述,是错误消息和不实言论,助长了恐怖主义。
正在创作《梁启超传》的许知远看来,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力不仅来源于他的思考与写作,也来自于新技术与商业的结合。启蒙总是依赖组织与技术,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创业的初衷。
不管你是出版业者,还是007的粉丝,《拥有黄金打字机的男人:伊恩·弗莱明关于詹姆斯·邦德的书信集》读来都会让你兴奋。或许,它还是如何成为畅销小说作家的实战手册。
根据德国法律,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版权今年到期。历史学家因此将有机会再版这本禁书。这将是一个包含约3500条学术注释的版本,学者希望“用评论包围希特勒”。
《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们评选出了2015年的100本图书,其中包括斯大林女儿的传记,一本以北京出租车司机为主人公的小说,以及大富翁这款游戏背后的真实故事。
拥有《安妮·弗兰克日记》版权的基金会称将把本书作者安妮的父亲列为合作作者,版权期将随之延长。这一举动遭到强烈抗议;基金会称他们是为了保护安妮,而非经济利益。
赛义德书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店之一,创始人库雷希始终和读者保持亲密联系。这家书店从冷战时期到后来恐怖主义的兴起,它始终坚守原则,使其在网络时代也屹立不倒。
高产的严歌苓再出新作;不同的是,这本书写了20年。有着传奇经历的她,在采访中谈到对国内出版环境、“高产作家”标签、作品屡屡被大导演相中,以及对张爱玲的看法。
《大西洋月刊》记者塔-奈西希·科特斯的《在世界与我之间》荣获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大奖,2012年普利策奖得主亚当·约翰逊的《幸运在微笑》荣获虚构类大奖。
斯蒂芬·金携新小说集《噩梦集市》接受时报专访,他说起了自己最恐惧的事情;为什么希望以恐怖小说之外的作品而为人所知;还谈到了不写作时,他的那些栩栩如生的梦。
“冰人”通过时空穿越,和年轻的自己进行了一次对话。琴·格蕾通过读心术告知他他是一名同性恋者。漫威漫画的总编阿隆索称读者对此评价积极。(中文网欢迎读者试译本文。)
香港占中运动一周年之际,第一本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没岛恋曲》问世。小说涉及雨伞运动本身、香港政府、北京政权、内地民众“大国崛起”下的心态等,具有浓烈政论色彩。
马克·吐温在伦敦演讲,观众却看不到讲台上的他;狄更斯和莫奈又是如何醉心于雾霾……剑桥学者科顿为伦敦的雾霭做传,书中不乏容详实的社会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
藏族作家阿来反对为满足别人的所谓“少数民族风情”而写作,以自我奇观化来乞求别人的关注。他对西藏独立持有异议,同时在采访中也对北京落后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批评。